林语堂和梁实秋这两位作家的英语是如何的?是否都很好呢?写作风格如何?
当年，林语堂和梁实秋都是学贯中西的名角。
两人不同的是：一个幽默风趣，一个雅淡闲适。文字上看，林语堂有点浮躁，特别是他为鲁迅之死写的那篇纪念文章，实在有点和他的声誉不相称，排比过分，力过气虚，成为应酬之作，非大家所为。
他后来想在英文领域突出，这样一脚两江，功力不达，文字必然顾及不周。文化之学，非用心一也不可。本来用多语种写作非是不可，但必须具备同等功力。比如190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克力斯托弗 欧肯.就能用除了自己的母语外的英语，希腊语，法语，拉丁语等，与不同语种的哲学家的原作进行等同份量的探讨论述，而且对一些词根词源的来历阐述产生惊人的效果，象这样囊括多语而又精深研学，才不至于使文笔流之浅薄轻率。林语堂本来可超越梁实秋，幽默上他已经独占鳌头，在中文里具备如此层次学者罕见，因为他想设及面广而失去突出的优势。晚年就逊于梁实秋很多了。
读林语堂文可以外行读内行取乐;反之，读梁实秋就得内行读内行取舍。这是根本的不同点。明显不如梁实秋的文学素养积垫丰厚，读之余思不多。另外，林语堂散文随笔量也不大(也可能我没有读够)，但这贰人的品格各方面都高过鲁迅若干，自不待言。
总的说来，林语堂文章轻快，浮华，流丽，哲理性(指整体)不够，故少有传世佳作。我想梁实秋会在很长时间以散文留芳，但林语堂现在已日渐凋萎，那是他的性格所以。
幽默大师——林语堂
林语堂与周作人有很多类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两人选题都以身边的琐事为主，注重生活的细枝末节，别人不屑顾及的类似“苍蝇之微”都成为他们乐于表达的内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平实的事物中，林语堂还往往能生发出比尔想不到的新东西。在对细枝末节的描写中，二人还都特别注重性灵，即对这种种细枝末节独具匠心的微妙感受。比如说，西装是常而又常的题目，难有新意，擅长经国大品者肯定会不以为然，大加责罚。而林语堂却给西装赋予新的现代意识。他在《论西装》中说：“平心而论，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惟一的理由是，一般入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西装“令人自由不得”，“间接影响呼吸之自由”。林语堂甚至说：“中西服装之利弊如此显然，不过时俗所趋，大家未曾着想，所以我想人之智愚贤不肖，大概可以从此窥出吧?”这确是“知微见著”，能在常人不以为然的细枝末节处发现新意，并自由的表达出来，极见灵性。
但是，恰恰正是在性灵的表现上，二人又各有各的特色。周作人的灵性在表达时总是伴随着宁静与冷漠，给人不起波澜之感，知者谓之有，不知者谓之无。而林语堂小品文中的性灵却显得充盈、奔放、欢快、充满激情，其相对应的表达方式也是浩浩荡荡，如江水滚滚。他曾写道：“人谓性灵是什么，我曰不知。……大概昨夜睡酣梦甜，无人叫而自醒，晨其啜茗或啜咖啡，阅报无甚逆耳新闻，徐步入书房，明窗净几，惠风和畅——是时也，作文佳，作画佳，作诗佳，题跋佳，写尺牍佳：未执笔，题已至，既得题，句已至。”可见，与周作人一样，写文章也是为了自己内心情感的需要，不需故意雕琢或为表达某一主题而特意冥思苦想来作文。而不同之处在于，林语堂当性灵来，就文思泉涌，有笔墨不逮之感，在小品文的闲适笔调中又负有气势跌宕、韵律铿锵、节奏性强的特点。除此之外，林语堂小品文中除了长句和闲谈文句，还有短促激昂的句子，使文意表达得思想跌宕，才情奔涌。林语堂这种在小品文中外显的性灵与情趣气质，是周作人所没有的。
林语堂的小品文也不像周作人般“苦”、“冷”，而是欢悦的，用着抒情的笔调写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表达自己的一腔柔情。例如同样是写人生，周作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人生的彻悟，在彻悟中，不禁又流露出人生空虚、悲凉之感。而林语堂就不同，他在《诗样的人生》中，用诗化的笔调写人的成长，虽然对世界人生也有本质的悲剧体验，但他却不沉溺不悲观，而是热爱人生，无论外在世界如何变化，他都能够用和乐的心态将其审美化、诗化。
林语堂的这种不沉溺不悲观，相反却欢悦的风格又是通过他一生都在倡导的幽默来实现的。在幽默之中也蕴藏着宽容、大度，蕴藏着对人生的热爱。我们知道，幽默一词还是林语堂引进的呢，这也堪称是他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了。林语堂着重强调幽默与人生的关系，他曾反复讲：“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可见，他认为社会人生中充满着幽默，而且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他主张“凡写此种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
然而现代作家中却有很多人误解或是错用了幽默，而林语堂对幽默是有明确的解释的：“新文学作品中的幽默，不是流为极端的滑稽，便是变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样使人在笑后而觉着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他认为，“幽默”的精髓在于宽容与诚恳，也就是如他所言的“谑而不虐”。这是说“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是在于同情所谑之对象。别人有弱点，可以戏谑，自己有弱点，亦应解嘲，但在这“戏谑”与“解嘲”的背后，却是一种博大的胸襟，一种对世间万物的终极关怀与仁爱。理解了这些，才是真正懂得幽默的意义。如果只是一味的尖酸刻薄，或哗众取宠，已是违背了幽默的真义了。
林语堂一生的创作，都是在努力实践自己对于幽默的解释的。比如，在《论西装》中，林语堂反对盲目模仿乱穿西装，但由于成功地运用了幽默，所以作品很是富有喜剧意味。作品写道：“在一般青年，穿西装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在追逐异性之时期，因为穿西装虽有种种不便，却能处处受女子之青睐，风俗所趋，佳人所好，才子自然也未能免俗。”幽默给作品笼上轻松自如，欢乐痛快的情调。他并没有对爱穿西装的青年给与讽刺，相反，却以一个长者的态度，将青年们看成是自己的晚辈，以平和的心态解释为什么青年们爱模仿着穿西装，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那些青年们似乎是一些善于模仿、喜爱新奇事物的孩子，而毫不令人生厌。而现代文学中的许多其他作家，已将幽默作为了战斗的武器，用来对反动势力进行辛辣的讽刺，这里面也包括周作人的部分文章。当然，我们不能说将幽默用作武器就不行，就违背了幽默的本真，这只是作家个人的喜好与风格而已，不存在着优劣之分。将幽默作为“谑而不虐”的手段，只是林语堂一己的偏爱与见解。事实上，林语堂将“humor”译为“幽默”，已经突出其“幽隐”的一面，倾向于某种达观的人生姿态，并努力以超脱的态度来看待人生和艺术。所以，与周作人的苦、冷、涩不同，林语堂更强调雅、健、达、醇、美，从而增强了小品文的通脱和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