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起就“政治檄文”
鲁迅和梁实秋此番论战的重头戏体现在一个“乏”字上，因为论战的深意已经超出普通的文人论战，而直抵敏感的政治神经。
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和《“资本家的走狗”》两文中写出了暗指“左联”和鲁迅的三件事: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到××党去领卢布。梁实秋说:“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鲁迅明骂梁实秋，实际上是在帮左翼解套，特别是最后两句用意非常明显:“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绝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写好这篇杂文交给《萌芽月刊》时，“他自己高兴得笑了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意气之争伤害了鲁梁感情
“走狗”、“丧家的”、“乏”，这三个词是一个递进而“骂”的过程。在这场有关普罗文学的战斗中，由于鲁迅站在普罗一边而梁实秋相反，交战伊始，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就由立场划定了，剩下的就是战斗的手段。
在正义的旗帜下，战斗的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胜。鲁迅使用的当然是骂的手段，在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的世界中，这种骂充满了道德正义感。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当局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气息。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充满大量政治语汇，左翼色彩十分强烈，和鲁迅之前与新月派的论战风格大相径庭。论争双方因为竭力想将自身从潜在的政治迫害和政治裙带中解脱出来，不惜意气用事，甚至实施局部的人身攻击，使论争的本来面目变得愈加复杂难辨。鲁梁论争以对梁实秋贴上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标签而结束，在论战的过程中，鲁迅与梁实秋相互之间的感情事实上都受到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