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恋北京
梁实秋眷恋北京，但他还是离开了这座城市，直到客死他乡也没有回来。梁实秋说：“1948年冬，北平吃紧，风雨欲来，我想以避地为佳，仓皇南下，临行留函告之诸友。”
梁实秋是“新月社”③的主要成员，主编过《新月》月刊。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争中，梁实秋主张文艺是超阶级的，一是反对以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学，二是认为文学应该表达亘古不变的人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为什么毛泽东专门指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呢?实在是鲁迅对梁实秋批评的太狠，说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职业比刽子手还更贱”。其实，梁实秋对鲁迅的批评又何尝不狠呢?!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回望鲁迅丛书》的《围剿集》，所收录的文章以梁实秋的最多，且冠以“梁实秋等著”。所收录的文章有梁实秋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答鲁迅先生》、《“无产阶级文学”》、《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与牛》。
梁实秋在《鲁迅与牛》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究竟现在是吃哪一家的草，属于哪一个党，我并不知道，也并不想知道。”接着，引用《萌芽》月刊第五号有关批评鲁迅的一段文字：“鲁迅先生……将旧礼教否定了……将国家主义骂了，也将无政府主义，好人政府，改良主义……等劳什子都骂过了，然而偏偏只遗下了一种主义和一种党没有嘲笑过一个字，不但没有嘲笑过，分明的还在从旁支持着它。”引文之后，梁实秋发表评论：“这‘一种主义’大概不是三民主义罢?这‘一种政党’大概不是国民政府罢?”这一段文字是耐人寻味的。
须知，那是一个对红军进行疯狂军事围剿的年代，那是一个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年代!
看来，论争的双方都超出了学术范围。不过，就学术而言，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也是存在是非曲直的。《〈雅舍小品〉现象——我观梁实秋的散文》的作者陈漱渝的观点是有启迪作用的：
“梁实秋的文艺观与当时那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文艺观，分属于两种截然对立的文艺体系，彼此发生冲突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事情，绝不是仅仅出于某一方的‘误解’和‘栽诬’。在那样一种敌人的刺刀对准了我们民族胸膛的血与火的年代，爱国作家究竟是应该‘拿笔杆代枪杆，寓文略于战略’呢，还是应该继续恬淡闲适之中来寻求艺术的人生情趣呢?如果我们谈问题不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应该是不难作出正确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