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李白对乐府诗歌的继承
汉魏六朝是乐府诗创作的高峰时期,作者多、作品多,然而散佚也多,有待加工的也多,这个任务应当说历史地落在唐代诗人身上,可惜唐代诗人大多专注于创作,忽视了对历代乐府的收集整理,只有李白对传统的乐府旧题作了大量的加工整理与挖掘创新的工作。李白对传统乐府旧题的挖掘整理可分为五个方面。
(一)对乐府旧辞的语言加以修改锻炼,以达到凿璞为玉的功效。
例如李白对《独漉篇》的改编。原作语言精练,但是过于朴实粗糙,有些语句语意不明,特别是最后两节不连贯,李白将“报父冤”改为“雪国耻”,以“鹏搏九天”收尾,浩气磅礴,实为点睛之笔。
(二)将文不对题的乐府旧辞尽力根据史料依题立义。如《幽州胡马客歌》古辞写“剿儿常苦贫”,又写“男女共燕游”,既不统一,也不很切题。李白作新辞极力描绘边塞士卒的豪迈气概:“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笑拂双只箭,万人不可干。弯弓若转月,白雁落云端,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这才真正挖掘出了这一乐府旧题的本义。 (三)有些乐府旧题无古辞,或者由于年深月久,词已亡佚,李白根据旧题所流传的故事加以增补。如《梁甫吟》本无古辞,《三国志》所谓“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正好说明《梁甫吟》不起自诸葛亮。郭茂倩的《乐府解题》也解不出《梁甫吟》的本义。只是猜测地说:“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这显然不得要领,诸葛亮隐居隆中怎么好唱葬歌呢?张衡《四愁诗》云:“我之所爱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甫艰。”显然有奸臣当道,难近君侧之意,《梁甫吟》当是隐士之歌。李白的《梁甫吟》正是从这一角度生发题意:“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李白的新作,显然有拨乱反正之意。
(四)有些乐府旧题的古辞,立意实在欠佳,不足以垂示后人,所以李白要另铸新辞。例如梁朝王筠的《游侠篇》,竟有“侠客趋名利,剑气坐相矜”这种诋毁侠客的句子,这当然是李白所不能容忍的。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对侠客的评价很高:“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所以李白的《侠客行》重新塑造了一个“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豪侠形象,可谓郑重地为乐府歌词中的侠客形象正了名,纠正了旧题乐府的失误。
(五)有些乐府旧题立义本佳,具有独立的美学价值和讽谕意义。可是后人尤其南朝诗人的拟作,往往偏离原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辞的价值和意义。于是,李白便努力以自己的创作重新阐释本义。
李白以振兴乐府为己任,发掘,加工整理乐府旧题,继承了前人的一切良好传统,他的歌行和他的乐府,虽体制不同,实互相融会。这固然是李白创作上的特色,但也有历史上的渊源和前人创作的根据。《诗经》虽不以乐府名,实为周之乐府。李白在《古风》第一首中提到“大雅久不做,吾衰竟谁陈”?就是宣誓他要继承《诗经》的传统,主要是继承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比兴手法。
李白在盛唐时代精神的哺育下,养成了一种感情奔放,乐观激愤,兴奋超越抑制的心理特征;他的理想,他的苦闷,他的忧伤,都具有当时思想解放浓厚的时代特色――狂放的理想主义。
乐府的变化,不是孤独的或者偶然的现象,也不单纯是作家个人主管的愿望,而是和一定的时代文风和乐府本身流传变化的规律相联系的。乐府古调陈陈相因,传到盛唐时期,老化到再也不能按原板眼歌唱了,不得不为新起的绝句小诗所代替,其后又不得不为词所代替。从杜甫到元稹所写的新乐府,论其内容可谓“缘事而发”,但能唱者绝少。李白处于盛唐,在整个文化领域(诗歌、散文、绘画、雕塑、音乐、书法等)发生剧烈变化而臻于成熟的潮流中,他在乐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与其说他是旧乐府的终结者,不如说他是新乐府的催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