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人曾巩写的《李白集三十卷序》，认为李白遭流放后，“上峡江，至巫山。以教得释”，并未到达夜郎。这个观点被后世很多人沿用，连郭沫若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也判定李白“巫峡遇赦，东下江陵，在江夏，潇湘等地还流连了一年多”。
李白本人确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一诗，这个“半道”成了后人心目中的“半路”，再经一些人的推测，演变成了“巫山”， “白帝城”之类的具体地点。按这样一路分析下去，李白自然就没有到过夜郎了。
到了清代，程恩泽，黎庶昌、张澍等对此提出了质疑。黎庶昌指出：“半道犹言中间也，盖白本是长流不赦之人，今中间得释。”可惜黎氏这个非常有助于拓宽视野的见解，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陆续有人打破沉寂，发文表示赞同这一说法。
单靠历史文献分析，是很难将李白长流夜郎这件事考证清楚的，因为就连《新唐书》也会出现“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浔阳，坐事下狱”这种将前后事情颠倒混淆的情况。
事实上李白不仅到了夜郎，而且在夜郎老老实实地遵从唐王朝的律令，服刑认罚，当了一段时间的罪囚。而他服刑的处所，正是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设置的夜郎县乾元元年复置的夜郎州，即今贵州桐梓县。
唐代的夜郎虽然偏僻苦寒，但这位诗仙却将诗情，酒向脚下这片囚困自己的土地。他在流放夜郎时期的诗歌多达30余首，不少诗散发出浓浓的夜郎情结。如《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没。摇荡女萝枝，半挂青天月。不知旧行径，初拳几技蕨。三载夜郎还，于兹练金骨。”《南流夜郎寄内》：“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此类作品，在桐梓等地已至耳熟能详的程度。 今遵义市桐梓县境内，横跨松坎河有太白桥，位于石板溪古桥不远处有太白泉，新站镇及附近更有太白听莺处，太白故宅，太白望月台、太白寺等众多与李白有关的名胜古迹。这些与李白流放夜郎有关的文化遗存，虽然有一部分属于后世为纪念这位诗人所修建，但李白如果根本未曾到过夜郎，没有在这一带停留过，历代的官员和文人墨客，大概也不大可能作此无聊之举。
唐统治者的本意是要用“流放”给满身傲骨的李白一个深刻教训，殊不知人杰地灵、盛产佳酿的黔北，恰恰是最具文化底蕴，最能容纳这位诗仙，给予他灵感的乐土。能有机会到山清水秀的美酒之乡品酒吟诗，潇潇洒洒地度过三载春秋，对李白来说岂非因祸得福，反而成了一场幸运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