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式的天人贯通的诗学境界，所表达的“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诗美，心是核心，是生命力爆发的原点，志、情、意都由心来统摄，最终达到的即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诗学效果。在这里，当生命力受到阻遏和压迫时，它产生的主体紧迫感、反抗性和破坏度就内转或外射为强大的生命征服精神。李白把这种生命征服精神一旦典型化、积聚化、气势化，就有诸如“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城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等“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句字赏摘。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严羽评点《将进酒》语)的诗情和由诗情所一气呵成的那些带有攻击性和崇高性的征服人的恢弘壮美诗篇。
与生命精神同系一身的是诗酒精神。李白被称为诗仙、醉仙。诗和酒，在李白身上表现着风流倜傥的盛世气度，在李白诗歌中表现着自由奔放的浪漫壮阔。盛世气度和浪漫壮阔李白都把它们精神化了。郭沫若先生曾以《江上吟》为例说明李白对道教迷信的觉醒，认为“那是酒与诗的联合战线，打败了神仙丹液和功名富贵的凯歌。”是的，作为道教方士的李白，青少年时代就和道教接触颇多，出蜀后“五岳寻仙不辞远”，迷信于访仙、求道、采药、炼丹，以至天宝三年遭谗而被“赐金还山”离开长安后，接受了道，加入了道教。但是，“提壶莫辞贫，取酒会四邻;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其三);“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独酌》其二);“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月下独酌》其四)――“酒是使他从迷信中觉醒的触媒”，仿佛成为了他的“保护神”，“使他逐步减少了被神仙丹液所摧残和毒害。”于是，酒的精神成全了李白醉后许多好诗，也创造了“醉态盛唐”的诗的高峰。杜甫《饮中八仙歌》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既是诗圣为“醉态盛唐”拍摄的特写镜头，也是诗圣为李白拍摄的特写镜头。在这个特写镜头里，诗酒风流原型化为淋漓尽致的社会气象及其熏染下的个性张扬。诗和酒从来没有像盛唐那样统一得登峰造极，后世莫比;诗和酒从来没有像李白那样典型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说，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的王之涣、王昌龄和高适于大雪天合演的“旗亭画壁”旨在宣达盛唐诗歌的社会化和普遍化，那么孟《本事诗・高逸》、韦睿《松窗杂录》、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乐史《杨太真外传》、宋祁《新唐书・文艺传》中关于李白诗酒浪漫和风流的经典式传说就无疑具有文化学的精神意义了。诗酒浑然为一种精神，李白或以醉态狂幻抒写之，或以巅峰体验挥洒之，哲学追思结合着深沉忧患而逼近生命本真。谢楼上，李白举杯把盏：“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昨日已去，时不我待;今日烦忧，无以名状。在时间的悠悠长河中，李白寻觅到了空间的一“酣”：“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酒的“触媒”和刚健清新的诗文接上了头，酒似乎就有了时空互补的巨大魔力，飞扬的诗兴也足以让诗人可以上青天揽明月了。“诗”的生命置换了酒的魔力，更置换了“我”的生命。杨义先生把这叫做“强自我”境界，他说：“(那)是融合着生命的紧迫感与生命意义的荣誉感双重压力的。在李白那里，这种‘强自我’以强大的生命力应对着来自社会、政治、文化各界的挑战，或以狂肆的姿态，或以高傲的态度，遇冷落而情愈切，遇挫折而志弥坚。”⑥当诗兴逼近生命本真的时候，“愁更愁”的愁犹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不可遏止。既然酒不能消愁，李白只好挑战“愁更愁”的愁了：“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又不愿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正是李白的独特性的表现。” 的确，诗是李白的生命，虽然他说过“万言不值一杯水”的牢骚话，我们却不能当真，以为诗对他好像连白开水都不如了，这样就造成了天大的误会。“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那《古风五十九首》的开篇宣言，不正说明李白拿诗等同生命的庄严誓词吗?而且诗和酒一经联合为统一战线，李白在“醉态思维”的强意识下 “通过对生命潜能的激发、宣泄、畸变、升华和幻化，于醉心腾跃和醉眼蒙中，体临着生命的种种临界状态，看取了生命的内在秘密。”⑧“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在李白看来，诗的生命是不朽的，可以与日月同辉，其巨大的力量可以撼动五岳，跨越江海;相比之下，楚王台榭那样的荣华富贵在宇宙时空中又算得了什么?诗心与天体宇宙的沟通岂不具备了征服一切的形而上的精神力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