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同而不同的艺术特征
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比较讲究立意结构、遣词造句，其诗的艺术特征与表现手法，有些是相近的，有的则是各有特色。
(一)选材典型，往往以小见大
李商隐的咏史诗常选取典型的人物、事件来达到对昏君奢淫误国的有力揭露讽刺。选用历代昏君,将他们作为历史的反面典型,以此讽喻当代君王。如《隋宫》(绝句)选取了典型的历史事实，总结隋朝亡国的教训，着力刻画隋炀帝祸国殃民的暴君形象。而选用正面之人如屈原、宋玉、贾谊等，借咏叹这些人的不幸遭遇,表达自己的身世之感和人生慨叹。李商隐还常选取昏君游玩淫乐的小物品,借题发挥,以小见大,寄寓深刻感慨，如在《齐宫词》中，诗人借用九子铃来串演北齐后主、梁台新主相继荒淫亡国的悲剧,寄托兴亡的感慨。
杜牧的《赤壁》是由一件从江沙打捞出来的三国时的铁戟联想起那场历史上惊心动魄的赤壁之战。还运用铜雀、二乔这些虽与战争无关，但却是三国时的标志性人物、建筑意象，来引发巨大的时空逆转与深长的历史思考。《过华清宫绝句》未曾罗列玄宗骄奢淫逸的生活现象，而只选取千里急送荔枝博取贵妃一笑这样一件“小事”简单陈述。谨守了历史的真实，又高于历史的真实，达到了艺术的真实，形成非常富于戏剧性的场面，于细微处发现历史问题。
(二)对比强烈，叙写形象
在诗中展示鲜明对照的历史画面，能以最省俭的笔墨，将诗人饱满丰富的感情，表现得痛快淋漓。
李商隐写作咏史诗,与很多诗人有所不同,往往很少直接议论和具体评判,用抽象的道理来教训人们,而多通过展开合理联想和形象叙写，从对比鲜明的画面和意象中寄寓讽喻之情。《北齐二首》篇中“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剪裁了发生于不同时间的两个场景，不留情面地将昏君的丑态用鲜明的对比展现出来, 国之将亡，昏君仍沉迷后宫，字里行间充溢着尖锐而辛辣的讽刺意味。《南朝》则把陈后主的荒淫较比于齐废帝有过之无不及，后代荒淫甚于前朝。
杜牧也常运用鲜明对照的特写镜头。如《台城曲二首》其一描写陈亡时陈后主在国破后竟可笑地躲入井中，而城外军队战势激烈，城内城外的场景形象而有条不紊的一一展开，对比强烈，情节形象可感。更为著名的《过华清宫三绝句》,更是劳民伤财，生活奢侈的进贡荔枝只为博美人一笑，真正所谓“一笑倾城，一笑倾国”。宫中歌舞升平，宫外则社会政治形势剧变，画面虽简单，却将当时表面波澜不惊，实际暗流汹涌的政治无限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的动态，将山河破碎的原因一一用形象的笔触作了揭示。
(三)善于“点铁成金”，议论不落俗套
咏史诗题材多为众所周知的不新鲜题材，可是“小李杜”能够对老生常谈的典故“点铁成金”，显示了他们非凡的见解，使咏史诗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历史鉴戒意义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如李商隐的'七绝佳作《梦泽》，关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惯性地指责残暴荒淫的“好细腰”的楚王。李商隐却将批判重点放在自作自受的宫女身上。他不是表面性的讽刺这些人的媚主邀宠，而是深入地讽刺这些悲剧人物麻木不仁的人生状态。这种深层次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题材原有的普通意义，将腐朽丑陋的世风作了最本质的暴露。其咏史佳作《贾生》，也突破了借贾谊的经历以抒发己之不遇的习惯做法，从贾生被君主赏识的角度出发，先抑后扬，反其意而用之，将事实的真相与表象自我矛盾。
杜牧很善于对历史人物事件重新做出评价与出人意料的议论,渗透着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体察。他在《题桃花夫人庙》(七绝)深究息国之亡的原因。正如《瓯北诗语》中所评：“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而词语蕴藉，不显露讥讪，尤得风人之旨耳。”他能够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是那些人所尽知的美色误国之浅显见解所远不及的。而《题商山四皓庙》取典于吕后请商山四皓出山以固太子储位之事，历来人们对此事评价甚高，而杜牧能超出常人的眼光，指出因四皓出山而致吕后专权的恶果。这种立意的高绝，见解的独到正如赵翼所云:“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
五、咏史诗意境
诗的境界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所创造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的艺术境界。一首诗的意境则包含了时代特色与个人特色，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人特色。明人宁濂指出：“诗，心之声也。是故凝重之人，其诗典以则，俊逸之人，其诗藻而丽;燥易之人，其诗浮以靡;奇刻之人，其诗峭厉不平;严庄温雅之人，其诗自然从容而超乎物象之表。”
李商隐喜欢重构历史，并将其感伤心态与悲剧气息融合其中，把对社会的义愤与不平曲折折射出来。创作中他大力以“绮靡”之词写“怨刺”之诗。“绮靡”作为不同于他人的诗风与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致，深刻的议论、尖锐的讽刺多相结合达到了境界的高度浑融 [7]。他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将讽谕怨刺的内容与委婉清丽的形式结合起来，是“徘徊胜境，顾慕良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
杜牧自忖“平生五色线”，咏史诗也自然呈现出指点江山，品评历史的勃勃英气。但人生经历与性情让他在咏史诗中常常情不自禁地以个人意识体察历史，敢于突破单纯演绎史实，褒贬人物的格局，大胆凸现鲜明的个人色彩借咏史以抒怀，将其积极的情态，高绝的议论与过人的史识融合，指摘时弊，针砭现实。他的诗不重视用词的华丽，而更重于诗中情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诗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经验的返照。诗境经过了移情处理后已经心神凝注，物我两忘。
李商隐常在咏史诗中把主观感情移入诗中对象，处理题材时也表现出浓厚的主观化倾向。他用虚拟推想之辞在史实传说的基础上加以艺术的想象，而且诗中所表现出的意境真实与艺术真实令人信服。《隋宫》(七律)只根据史实传说经过自己的艺术处理对昏君作了尖锐的刻画，场面不失为真实可感，堪称大手笔。
杜牧的咏史诗往往重新虚构历史的陈案或结局，将历史上已成定局的重大事件从其个人愿望做出观照。《题乌江亭》中杜牧从其为人性情出发对项羽的自杀行为进行了否定。又如《赤壁》也未从正面入手，而是展开逆向思维，得出一个假设中的结局，使人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做出深思。 六、结语
杜牧的七绝咏史对史论式诗体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李商隐从选材的意识到艺术的表现形式无不垂范后世，为晚唐咏史诗的集大成者。他们所触及的题材范围之广，表现手法的丰富以及风格的多变都推动了咏史诗的发展。他们的创作承前启后，在咏史诗的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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