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追溯了唐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今昔对比，诗人认为显示出中央与地方官吏的贤否，是国家治乱的根本;中枢是否得人，尤为关键。“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是唐前期社会安定繁荣的原因，而“奸邪挠经纶”则是国家由盛转衰的根源。诗人抨击拱手而立，胆怯如獐的“谋臣”、“廷臣”，指责“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的宰相，揭露“使典作尚书，厮为将军”的腐败，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无能批评。
涉及到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藩镇的割据叛乱，宦官的专制凶残，统治者的骄奢淫佚，人民日趋穷困，财政危机，军事削弱。作者由具体局部的事件和问题，延伸到对唐王朝开国以来盛衰历史，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问题的全方位考察与思考，视野开阔，气势宏大。
全篇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体现了诗人的政治敏感和忧国忧民。在离唐王朝的覆亡还有近七十年的时候，诗人就能如此鲜明而尖锐地将唐王朝的深重危机表现出来，足见诗人的政治敏感和胆识。
全篇具史诗与政论兼论。叙事既有细致的描写，也有宏观的概括;议论卓识时见，感情强烈。语言质朴，生动自然，一气呵成，气势磅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