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刘禹锡当时已具备了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觉悟。他的介入百姓的生活一是出于他为官的责任感，二是出于对当地风情的喜爱。在情感上的同乐同悲显然还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但是客观上他融进了百姓的喜怒哀乐，部分认同了异乡的生活环境，强化了从众的心理意识，减轻了自己的孤独忧伤。所以说这是刘禹锡能有豪气壮怀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刘禹锡能在贬谪中保持较为平衡的心理状态，还与韩愈的理解和鼓励有着密切的关系。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刘禹锡南下去连州贬所任州刺史，路经江陵，受到时在江陵担任曹掾的韩愈的热情款待。刘禹锡在长诗《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中生动描写了他们相会的情景：
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矢。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ｂｉàｎ＠⑦随伸纸。晔若观五色，欢然臻四美。委曲风涛事，分明穷达旨。
他们曾是监察御史任上的老同事。尽管是在荆蛮谪地相逢，但仍很高兴，并抵掌畅谈饮酒诵诗。刘禹锡把这次受贬的故事原委都讲了出来，韩愈对刘禹锡的遭遇寄予了很大同情，认为他的被贬是“受诬”的结果。劝他不要消极沉沦，鼓励他“踣者思起”，不要“以箝口自绝为智，心甘受诬为贤”、“畏与怨，君子之所不处，子其处之哉？”（《上杜司徒书》）并用李斯被逐和邹阳被囚而后重用、大出政绩的史例来比拟开导，认为刘禹锡政治上还是有前途的。嘱他不要“畏”，也不要“怨”，当说的还得说，不能“ｑｉǎｎ＠⑧然自咎，求知于默”。这些话给刘禹锡的印象是极深的。以致经年之后，他在写给杜佑的信中还能原原本本地转述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