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文学家中素以正儒著称，他的心性修养算是正统而且深厚的。在当时已经文名籍籍，而且又先有遭贬的类似经历。所以他的话，刘禹锡已视为不易之论了。在初经贬谪，十分沮丧的时候，朋友的理解鼓励无疑给了他极大的勇气去正面以后的生活。而且这次谈话使他想通了许多人生穷达的道理。通达的思想和执著精神在后来的《秋词》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乃至在以后被贬的漫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一直占据着他思想感情的主导方面，成为他诗文的主旋律。
和韩愈的会面交谈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人生道路上关键时刻的某一偶然因素常常会改变一生的性格或生活也是不争的事实。“江陵见韩”于刘禹锡之成为“诗豪”或许就有如此的作用。
第五，“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认知是刘禹锡思想个性的集中体现，是他豪壮诗风的思想基础。认识是一切思想行为的根源，刘禹锡性格和诗风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的世界观。在唐代的文学家中，刘禹锡是少有的思想深刻的诗人。唐代的诗人多，思想家少。而刘禹锡恰能二者得兼。且其理论水平之
高，历代公认。他自己也曾在祭韩退之文中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祭韩吏部文》），他思想之深邃似有过于韩愈。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天论》三篇，洋洋洒洒，“理极纯正”，阐说圆融、议论精微，纵横捭阖，生动流畅，不愧精金粹玉之作。他所提出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命题，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火花，达到了柳宗元《天说》所没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也超过了韩愈的思想高度。他在《因论》七篇中又着重从事物的两个相反的方面探讨其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更为系统地阐扬了事物因果相关、相反相成的辩证观点。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一是善于对纷纭复杂的事物作全面深入的观察和冷静、周全的思考，不孤立静止和偏激地看问题。他在《天论》中说：“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批评柳宗元文中有偏激情绪，所言道理不纯正，不能“尽天人之际”。在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的指导下，他往往能从消极不利的现实中找到积极有利的因素来慰勉激励自己，以此淡化他对困厄穷愁的伤感，开阔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在诗中表现出一种通脱达观的态度：“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人生不失意，焉能暴知己”等都是例证。能作如此辩证的思考，所以他不至于象柳宗元、白居易等人那样因贬谪迁播而惆怅叹息，也不至于象杜牧那样完全放纵自己、游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