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山怀古》探析

2020-04-27刘禹锡

  中唐之世,诗派并起,刘禹锡独树一帜。其怀古诗尤为出色,能够借古喻今,在诗中表现出恰当的剪裁和独到的构思,将叙事、抒情和议论融为一体。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中唐时期,在声势煊赫的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之外,刘禹锡以他迥异于流俗的“骨干气魄”,独标一格,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诗豪”与“国手”的称誉(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称刘禹锡为“诗豪”,《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复称刘禹锡为“国手”)。在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中,最为人称道和推崇的是他的咏史怀古诗。“这些诗语言平易简洁,意象精当新颖,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时空中,缓缓注入诗人源于苦难而又沉潜凝聚了的悲情,使得作品具有一种沉思历史和人生的沧桑感、隽永感。”(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确实如此,我们在阅读其咏史怀古诗的时候,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比如《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即以其老成的笔触,深沉的怀古诗情,精湛的艺术张力,赢得了人们的称颂。

  诗人的创作情形是这样的: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年)七八月,刘禹锡由夔州任调和州任,沿江东下,在经过湖北大冶附近的西塞山时,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动人心魄的《西塞山怀古》。《西塞山怀古》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一幅历史的画卷,诗人用诗歌这一高度概括、精炼的语言来诉说和评价历史,把特定的历史情节和山川形胜的自然背景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并将秋色不露痕迹地涂抹在画面上,造成了含蓄蕴藉的艺术境界,使读者体会到了历史家的严峻,政治家的敏锐,哲学家的深邃,文学家的伤感。诗歌在深沉的怀古诗情之中,寄寓诗人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深切忧虑,体现了诗人圆熟的艺术张力,不愧是一首杰出的诗章。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所说的史实是:距刘禹锡写《西塞山怀古》五百四十四年前,即公元二七九年,西晋武帝司马炎为完成统一大业,下令伐吴,在东起滁州(安徽滁县)西至益州(四川成都)的广阔战线上,以贾充为大都督,组织了数路大军,向吴主孙皓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处于战线最西端的龙骧将军王濬,受诏先于益州造战船,“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史称“舟楫之盛,自古未有”①。王濬于公元二八’年正月从成都出发,沿长江向孙皓的首府金陵挺进,并于同年三月在石头城上接受孙皓的投降。这次战争历时五个月,兵将之众多,战区之广阔,战役之复杂,实为罕见。但在广阔的背景和纷繁的历史素材中,作者仅选择了“王濬楼船”和吴主孙皓的投降地金陵城两个镜头。

  金陵“王气”之说由来已久。秦始皇曾经说过“东南有天子气②”后来的北朝诗人庾信在《哀江南赋》序中也曾经说过“江表王气”一类的话。刘禹锡在《台城怀古》序中也用“王气”来指代封建金陵的六朝封建政权,云:“清江悠悠王气沉,六朝遗事何处寻。”《西塞山怀古》诗中的“王气”,自然专指孙皓的政权。“黯然”一词,本来是指人的神情,这里借以描述孙皓政权在王濬楼船的攻击下,群龙无首、惊慌失措的情形,极言孙皓失败之惨,灭亡之速。“收”字又和上句的“楼船下益州”的“下”字形成连续性的对照,彼一“下”,此即“收”;一个“下”字,凸现王濬楼船顺江东下、势不可挡的气势,一个“收”字,则概括了孙皓腐朽政权分崩离析、兵败山倒的颓势。

  《西塞山怀古》历史画卷上的第二个情节是:“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尽管历史书上说王濬的军队“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③,但实际上,吴人还是进行过多次反抗。王濬就曾战丹杨(湖北秭归),克西陵,占荆门、夷道(湖北宜都),攻乐乡(湖北松滋),身经数战。不过,这些纷繁复杂的战争素材,都被刘禹锡略去了。为了突出“黯然收”的实际效果,诗人只选择了被王濬用火炬、麻油烧融沉江的铁锁和孙皓的一面降旗,而且在“铁锁”和“降幡”两个诗歌意象中,更以貌似坚实的“千寻铁锁”来衬托“降幡出石头”的情节,这自然是精心提炼的结果。从构思的角度看,这两句是“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具体化、形象化。“幡”即旗,不言旗而言“幡”,寓贬意。“千寻铁锁”是吴人于江险碛要处设置的障碍,表明孙皓的反抗。就孙皓而言,兵非不多,将非不广,地非不险,城非不固,但由于他内政不修,荒淫误国,“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是以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④,所以“铁锁沉”而“降幡出”。历史学家说孙皓“积恶已极,不复堪命”⑤。可见“铁锁沉”而“降幡出”是历史的必然。一“沉”一“出”,不仅见其失败与灭亡之关连,含蕴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且也为下联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作了铺垫和准备。

  对于该诗的评价其实古来并不一致,如清人方植之在评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时说:“西塞山属武昌府。此地孙策、周瑜、恒玄、刘裕事甚多,此所怀独王濬一事”,又“无自己在诗内”,所以“此诗无甚奇警胜妙”⑥。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诚然,和西塞山关联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很多的,但刘禹锡独选王濬一事,却有深刻的寓意。王濬是西晋伐吴战争中的一支奇兵。他从西到东,纵横数千里,直取石头城,不失为伐吴战争中的风流人物。把王濬作为抒写的中心,不仅于突出兴亡的主题有利,且亦能增加诗歌的传奇色彩。此外,王濬伐吴是从四川到金陵,刘禹锡由夔州刺史调和州刺史,也是从四川到金陵附近,两人行进的路线相同,但两人的境遇却相反:王濬完成了一代伟业,刘禹锡则因永贞革新的失败而长期贬官在边远州郡。赴任途中,诗人身临王濬东征旧境,即地怀人,因人感事,就事抒情,以古喻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此可见,《西塞山怀古》于叙事上精心提炼和选择情节,化复杂为单纯,是完全从诗的构思和主题出发的,并没有随意性。正因为《西塞山怀古》的选材概括了历史的因素和寄寓了个人的感慨,达到了言简意赅、意在言外的艺术境地,所以施补华《岘佣说诗》云“‘王濬楼船’四语,虽少陵动笔,不过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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