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骈文时不无偏激,在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但同时却也很重视文辞气势等艺术性方面的考虑。至于他的文章,同样不完全受他的理论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体表现方面,柳宗元的看法与韩愈有些不同。
首先,韩愈比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谓“不平则鸣”、“愁思之声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饰的宣泄,而柳宗元则比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他自己作文:“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就是说在创作中要平心静气,使内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现。这里面有人生态度与宗教信仰的因素。韩愈激烈反佛,曾批评学佛者“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送高闲上人序》);而柳宗元却信佛,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并主张感情不可过分外露,说“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因此,他虽然常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