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太子，柳宗元可能未积极参与，有两件史实可供佐证。
其一：柳宗元作《礼部贺立皇太子表》云：“顾兹守器之重，(注：《易》：守器者莫若长子)爰正承华之位，(注：承华，太子宫名)尊义方之教，(注：《左传》：爱子教以义方)载锡嘉名，(注：指改李淳名为李纯)崇建树之礼，式光典命，以长而立。(注：《左传》：立嫡以长不以贤)自符于慎择，必子之选，遂合于至公。邦本不摇，王业弥固。”此《表》所持观点与郑絪奏“立嫡以长”相得益彰。
其二：元和七年宰相郑絪出任岭南节度使，给永州刺史韦彪书信，附函存问柳宗元。柳回复异常感激：
“一自得罪，八年于今……自以终身沉废，无迹自明。不意相国垂悯，特记名姓。守突奥(注：指幽深黑暗之处)者，忽仰晞于白日。负泥塗者自濯于清源。快心畅目，不知所喻。”《新唐书》云：“郑絪守道寡欲，为人正派。”郑之存问，肯定了柳宗元在永贞革新中所作所为，正确无罪，也证明了柳子未参与抑太子之明。郑絪一纸存问，洗清了反对派诬陷柳子“莫须有”罪名，所以柳复信郑才有“快心暢目”之感。永州刺史韦彪也因之更尊重柳宗元。
柳子在《赋》中深入剖析其思想，不是贪图禄位，欺世盗名之辈，着力推进新政，敢破旧立新，不畏艰难，自认“择言不慎”引起反对派攻讦，急躁冒险，犯主观错误，背离大中之道。“不及则殆，过则失贞”，没有“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敢”字当头，固然是革新志士的优秀品质，但是总结革新失败主观原因中往往又夹杂个人色彩之主观因素。千年前的柳宗元无法超越自我，当然我们更不可苛求前人完美。 纵观古往今来众多仁人志士图新失败后，像柳宗元一样严肃解剖自己，实属罕见。如果说柳宗元最优秀的政治品质是什么?那就是奉行大中之道不动摇。他没有去“沉渊而殒命兮”，被禁锢永州龙兴寺不颓废潦倒，在政敌窥视迫害下惊而不乱，囚居佛寺仍创作了《非国语》、《贞符》等著名的哲学政治理论著作，君子自强不息!《寄许京兆孟容书》云：“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立足荒僻的永州，柳子以文章为利器，在文、史、哲诸领域中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而《惩咎赋》正是柳宗元伟大战斗的誓言。无怪乎《新唐书》如此看重《惩咎赋》，用意深远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