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恩怨是非知多少
近一个世纪以来，胡适在大陆学界横竖都是出头鸟，被追捧或被棒击，众目所注;傅斯年因“大炮”盛极一时，随斗转星移不被人齿及，而近年又重浮大陆水面，文化人皆知一二;惟顾颉刚名落孙山，只有学界圈内论及，大众读者几乎无人知晓。笔者以为他实在不应被忘却。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出身诗书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获悉顾氏家族文风劲盛，誉其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顾颉刚1923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横空出世，他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被誉为史学界的“进化论”而暴得大名。顾氏早年加入社会党，退党;后入国某党，又退党;当过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参议员”;1943年的“献鼎”活动中，鼎上有名;也是中研院首批院士。1938年毛泽东对他情有所重，曾赠他《论持久战》。解放后曾是多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民进中委，1971年周恩来钦点他主持标点二十四史……
顾颉刚毕生在学术园地耕耘，“创造了辉煌，也留下了遗憾”。他撰联自嘲：
好大喜功，终为怨府;
贪多务得，那有闲时!
顾颉刚对史学界的贡献早有定评，此类颂扬懿德的文字汗牛充栋，毋庸赘述，笔者就他生平与师友间的恩怨是非梳理成文，一彰显顾先生丰富多彩的人生，二可促人寻味。
与鲁迅：池鱼之殃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这个标题十分跳眼，鲁迅将其收在《三闲集》内，不知何因没有另行发表。何谓“候审”?缘自顾颉刚向鲁迅讨公道的一封公开信，回击鲁迅对自己的中伤。(指发表在《中央日报》1927年5月11日上鲁迅致孙伏园的一封信)顾颉刚认为“非笔墨口舌可明了”，故要打官司。时鲁迅正在广州，顾颉刚要求鲁迅暂勿离开，准备对簿公堂“候审”。
鲁迅与顾颉刚何以结怨?说来话长。
他们始识于1918年。时顾颉刚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兴办《新潮》，如期赠鲁迅杂志，以求得到支持和指导。俟《语丝》问世时，顾颉刚是长期撰稿人。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曾提及顾颉刚。顾颉刚的《古史辨》等著作出版后亦寄赠鲁迅。由此看，顾是尊重鲁迅的，他们的关系是不错的。
1926年6月，林语堂受聘厦门大学文科主任。搭班底时林荐请沈兼士、鲁迅为研究教授，顾颉刚为教授。鲁迅对顾颉刚在厦大的作为不满，是年底，鲁迅忽然向厦大提出辞呈，顾致胡适的信(1927年4月28日)说出了原因：“我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章廷谦)，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冤家。”此言从鲁迅致川岛的信(1926年10月23日)中得到证实。鲁迅认为顾颉刚在搞两面派。他对川岛说：“这实在使我吃惊于某君(顾)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对语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在这件事情上顾颉刚确实有点表里不一，他曾受川岛之托介绍其到厦大，心中本不愿意;川岛另径打开厦大之门后，他在致川岛信中又说“事已办妥了”。此处又有点贪功的味道。其实，鲁迅也不欣赏川岛，曾说：“他不能讲课，我要他来做什么!”川岛事件，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本来在北大是助教，这次是聘他来当教授的。可一到，学校基于他《古史辨》等研究成果获誉甚隆，学术地位提高了，改聘他为“研究教授”，“连升三级”，与鲁迅享受同等待遇，同室办公，同桌吃饭。鲁迅是否有妒，也值得研究。
这中间还有误会。那年代人际关系复杂，盘根错节。原北师大白果(黄坚)也来到厦大，此人曾与鲁迅有过摩擦，鲁迅以为是顾颉刚荐来的。鲁迅把对白果的憎恶迁怒到顾颉刚头上。白果实则是林语堂介绍的。
究其根子，还是那个“陈源之徒”!陈源是鲁迅的不共戴天的冤家。那是宿怨。说来话更长―――
蔡元培长北大，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方针。教授争权，分为留学英美和留学法日两大派，各自有刊物。前者以胡适、陈源等为中坚，兴办《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后者以沈兼士、沈尹默、沈士远和马裕藻、马衡为支柱，他们是浙江人。鲁迅、周作人均加盟。他们是浙派。当时顾颉刚既从学胡适，又在沈兼士手下研究所供职。处在“两姑”之间，常受夹板气。顾颉刚甚为苦恼。
早在1921年鲁迅作《阿Q正传》，谈阿Q之名为“桂”或“贵”时说，只有待于“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的考订了。含沙讥讽了胡适与顾颉刚。双方心中早有芥蒂。
使矛盾尖锐的是1925年北京女师大(原女高师)学潮。当时鲁迅、周作人在报端直指杨荫榆为祸首，认为她压制学生运动。顾颉刚认为此事与“法日派领袖”李石曾有关。而陈源(西滢)是杨荫榆的无锡同乡，为杨作辩护。双方展开激战，由此结怨发展到两派之间。加之，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参考日人盐谷温的资料，未加说明。有人认为有抄袭之嫌。陈源与顾颉刚谈及，陈源将此在报上捅了出去。鲁迅持据反击。为此鲁迅与顾颉刚结怨，顾自然就成了“陈源之徒”。
加之，当时在厦大，鲁迅以为还有一些人也是顾颉刚所荐：“在国学院里，朱山根(即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1926年9月20日致许广平信)“看厦大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1926年9月25日致许广平信)“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1926年10月16日致许广平信)鲁迅表示“不与此辈共事”的决心，又出于厦大当初对鲁迅出书的承诺没有兑现等诸多原因，遂向厦大提出辞职。
当时鲁迅对顾颉刚的怨，并未公开化。因此鲁迅离开厦大时，顾颉刚还向其致候，鲁迅上船后，顾颉刚又到船上揖别，“不曾当面破过脸”。
1927年初，鲁迅到广州中大任教务主任兼国文系系主任，傅斯年任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傅斯年与顾颉刚本是北大同窗，傅便邀顾赴中大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研究所。
当鲁迅从傅斯年口中证实顾颉刚要来中大，“勃然大怒”，当即表态：“他来，我就走!”傅斯年竭力挽留鲁迅，并说有“补救法”。(详见“与傅斯年”一章)恰逢此时发生“四一五”大屠杀，营救学生无效，鲁迅于4月21日向中大递辞呈，义愤拂袖而去。鲁迅与他的学生谢玉生于4月间分别给时在武汉的孙伏园写信叙说中大的情况。孙伏园将两人的来信加按语发表在5月11日武汉《中央日报》上。谢玉生的信大意是鲁迅向中大辞职的直接原因是顾颉刚来中大;顾颉刚去年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以及林语堂甘为林文庆谋臣，主张开除学生，致使学生流离失所。鲁迅信中说顾在厦积极反对民党……孙伏园加的按语是：“看来我们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大抵非大大的反动一下不可的了。”“厦大的情形，林语堂先生来武汉，才详详细细的告我，顾颉刚先生真是荒谬得可以”，“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
当时顾颉刚正在杭州为中大购书，7月22日见到这张《中央日报》，大愤。“他感到鲁迅等人值此国民革命之际加自己反对民党的罪名，真是要置自己于死地!”所以7月24日他给鲁迅写信：“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可以明了，拟于9月中旬回粤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吊受死刑，亦所心甘，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这期间傅斯年劝顾颉刚不必诉讼。鲁迅也根本没留在广州，他在接到顾颉刚来信当天(7月31日)便给川岛写信说：“今得其来信(指顾)，阅之不禁笑矣，即作一复，给他小开玩笑。今俱奉录，以作笑资。”鲁迅并没有把这封信公开发表，大概怕把事态扩大。顾颉刚虽信誓旦旦，他是可以在广州提出诉讼的，然而他也没有。一场官司也就不了了之。
顾颉刚在《自传》中慨叹：“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
与胡适：亦师亦友，由亲而疏
顾颉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入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时蔡元培长北大，为根治校风贪腐，他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遂广揽具有新思想的教员。胡适刚留美归来，1917年作为旧学新知兼备的学人登上北大讲坛。当时，胡适才二十七岁，太年轻，北大一班对传统学术训练有素、自视甚高的青年学子不把他放在眼里。顾颉刚听了胡适几堂课后被震慑，认为胡适是位“有眼光，有胆量，有裁断”的历史学家。在胡适大力鼓吹“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的理念的浸润、影响下，顾颉刚的兴趣由哲学转入史学。不过，那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平平，没有深交。
1920年夏，顾颉刚毕业了，找工作无门，罗家伦把顾颉刚推荐给胡适。胡适以爱才称著，他为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谋编目员一职，月薪五十元。当获知顾颉刚家累太重，入不敷出时，胡适私下每月资助他三十元，请助其编书。这种雪中送炭的情谊令顾颉刚十分感动。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此变得日益亲密起来。当时胡适正在研究《红楼梦》，顾颉刚为他搜罗曹雪芹的家世等相关资料。后来，胡适在他的“自传”中特别提及。是年秋，胡适发表《水浒传考证》，顾颉刚读后深受启发。他想，既然可以用研究历史的眼光去研究故事，反之，也可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去研究历史。不久，胡适又让顾颉刚标点《古今伪书考》，顾颉刚又从胡适处得到《崔东壁遗书》，获益甚大。崔氏提出“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其世愈后则传闻愈繁”的现象，在顾颉刚心中渐渐酿成的萌芽，“不由得激起了我推翻伪书的壮志”。天时地利人和。顾颉刚一头扎进故纸堆，兴趣日浓，遂向胡适建议编辑《辨伪丛刊》，又由此结识了钱玄同。钱的用古文字学家的话批评今文学家，用今文学家的话批评古文学家的观点，给顾颉刚极大的启发，得到了“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的策示。关于评经部伪问题钱玄同给顾颉刚写一长信，触发了顾颉刚长期郁积心中对古史的见解，撰《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刊发在《读书杂志》(第九期)上。顾在编者按中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此言一出，石破天惊，在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南京东南大学的刘黎和胡适的族人胡堇人依经据典大加反驳，更有讥笑和责骂。顾颉刚的“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的判断被陈立夫等简化为“禹是一条虫”而哄传一时。
1926年，顾颉刚把上述讨论文章结集成《古史辨》出版，一时风靡学界，一年内印二十版。面对众多的责难、讥讽，胡适予以热情地肯定：“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蔡元培、傅斯年、郭沫若和王伯祥等都交口称赞。
《古史辨》成了顾颉刚学术生涯的起点。他称“胡适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坦然地表明了这一点。当年，顾颉刚与傅斯年、毛子水打起“整理国故”大旗后，胡适曾适时地为他们指明“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等研究方向，并撰考据文章示范之。胡适欣赏顾颉刚的才华，认其是他史学上最得意最有成就的学生。
胡适仅长顾颉刚两岁。在同时代的年轻学人中，他们的通信最多，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四十二册中，收顾颉刚的函札达一百三十六通之多。在这些信中，有他为胡适解决《红楼梦》考证问题的，有与他探讨学术问题和述说自己的生活状况的。有些信竟被胡适粘贴在自己的日记中。顾颉刚的研究成果发表后，胡适说他对史学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这一高度评价，不仅给顾颉刚莫大的鼓舞，在舆论上也树立了顾颉刚的威信，从而引起史学界对顾颉刚的重视。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这是胡适的名言。“疑”是他们两人的共通之处，显然也是顾颉刚对胡适学术精神的师承。因此，说他们两人的关系是亦师亦友是最妥帖的，可以说胡适促成了顾颉刚的“大器早成”。
胡适与顾颉刚在史学研究道路上，有志同道合、携手共进的历史，但由亲而疏而变异也是事实。1926年他们在学术上产生了分歧。顾后来说“我做什么，他就反对什么”。“我本是跟着他走的，想不到结果他竟变成反对我”。这主要是胡适将自己手订的“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的研究史学的信条，变为“宁可信而过，不可疑而过”，日趋保守起来。以致1929年胡适当着顾颉刚的面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令顾颉刚大为失色。
透视他们的关系的疏远，在学术上的分歧是其一，对政治的态度是其二。胡适本来声言只钻研学问，不问政治，后来倾向“讲学复议政”;而顾颉刚则是一个脱离或逃避政治、立志献身于学术的另一类。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顾颉刚先后写两封信给胡适，劝谏他远离政治：“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截断了罢。”言词恳切到“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然胡适拒谏，遂两人由此疏离。1946年胡适由美返回做北大校长，顾颉刚没有攀附，但两人仍礼貌地维系着一种师生关系。
这期间，还有一插曲，因误会导致两人裂痕的加深。即1929年顾颉刚的学生何定生背着顾颉刚以朴社名义出版了一本《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详见“与门生”一章)，弄得顾颉刚十分尴尬，百口莫辩，最后以“挥泪逐爱徒”(何定生)告终。
历史毋须避讳。1949年以后，顾颉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展开对胡适的批判，且随着运动的发展批判也不断地深入。1951年在上海“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上，顾颉刚的发言仅属于表态性质，公开提出要在政治思想上与胡适划清界限，但并未否定胡适在学术上对自己的影响，更没否定胡适在学术上的贡献。1954年顾颉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会上的发言调子也陡然高了起来，承认自己解放前是“胡适集团的嫡系”、“胡适的代表人”，并检讨自己“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虚名和声势的一个人”，“这就是我对学术界和全国人民抱疚的事情”!对胡适的学品、人格进行了攻击，彻底否定了胡适对他的帮助和影响。他改口声称：“至于我想把经学变化为古史学，给我最有力的启发的是钱玄同先生，同胡适绝不相干!”(《某知名日报》1957年12月25日)，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震惊。直至1978年冰消雪融之后，顾颉刚以平和的心态重新回味、反刍胡适对自己的滋养和影响，良心得到复苏。在1980年写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较为客观、真实地叙述胡适对他的影响：“在‘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对于一切旧事物都持了怀疑态度，要求批判接受，我和胡适、钱玄同等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在书中的真伪问题……”
相映成趣的是，胡适在1952年年初看到了顾颉刚在上海“批胡”座谈会上的发言，把那页剪报贴在自己日记本上，并作评语：“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出于战国末年说)，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胡适的态度是从容、平和的。
历史也需要宽容。
顾颉刚当年对胡适的批判，是政治运动，非学术争鸣，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下的声音，亦即“我是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的反映，绝不是他真实的心声，是在那个指鹿为马年代为了生存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同时与他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不无关系。解放后，政府对他的礼遇甚厚，他是人大代表、多届政协委员和民进中委。
“高处不胜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也必须要“辨”的。读顾颉刚的日记和信札，我们便可释然了。
“并陆续征求辛树帜、李平心、吴晗、侯外庐、尹达等人之意见，不断修改、重抄，最后成三千言之文。”“以十人之修改，历七天而后定稿，大不易矣。”(日记，1954年12月23日。指1954年当选政协委员后会上的发言)
“其一，评胡适的演变方法无毒素;其二，谓予与胡适分路后即不受其影响。”(日记，1955年3月15日。指批判胡适会上的发言不能过关，会后向尹达作的检讨自认的错误)
“三个组织―――科学院、政协、民进―――再加上许多社会活动，几乎天天有会开，处处逼着自己写文章，年纪越来越大而负担越来越重，简直把我压死了。”(1957年6月6日。致于鹤年信)
“惴惴恐罹其咎，幸得宽免。”(日记，1957年。指1957年4月对《光明日报》记者谈话，不同意“围剿”俞平伯，把俞平伯骂得一钱不值)
“竟是解放后自传矣。”(日记，1958年5月10日。指写的交心材料及十几万言的检讨书)
“一篇发言写了四次，今日略定，甚矣江郎才尽矣!”(日记，1958年12月4日。指发言稿《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因“无政治头脑”在“亲友帮助下”写了四次才过关)
“然社会主义关不能不过，则只有拼命做去耳。”(日记，1958年2月25日)
“只有勉强挣扎，只要不致跌倒，总当竭蹶以赴。”(致辛树帜信，1958年3月24日)
戏剧性的是顾颉刚一边在亦步亦趋地批判他的老师胡适，一边又战战兢兢地接收他的高足童书业、杨向奎对他的批判。(详见“与童书业”一节)
胡适与顾颉刚关系的变化，是顾颉刚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与傅斯年：相亲相轻
文人无行，此言偏颇;然文人较常人要复杂得多。历史上有许多文人之间由相亲、相轻乃至疏离、决裂大有人在，傅斯年与顾颉刚则是一例。
顾颉刚与傅斯年同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一同进入本科。傅为国文门，顾为哲学门，两人同住一宿舍五年，又同为胡适的门生。早在读预科时，傅斯年等发起“文学会”，出版《劝学》杂志，便邀顾颉刚写稿。顾痛恨个别今文学家的造谣，写了篇三千字长文《丧文论》，为孔子鸣冤。傅斯年十分欣赏，主张发在刊物头题，被业师桂先生骂了一通，退稿作罢。
傅斯年选听胡适的课，还是由顾颉刚介绍的。两人十分信服，共同成为胡适的入门弟子。傅的旧学根底十分深厚;顾钟情于古史。罗家伦对他们的品评十分贴切，认为“顾对人非常谦恭”，“精心研究他的哲学与‘史’，傅‘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两人性格、兴趣的差异没有影响他们成为好友、相互欣赏，相互砥砺。有人称他俩是“埙篪相应”。
1918年11月，傅与罗家伦等在蔡元培、陈独秀支持下，成立新潮社并办《新潮》杂志，顾颉刚也应邀入盟，积极为《新潮》撰稿。次年“五四”运动爆发，傅、罗作为学生的领袖，傅是天安门游行总指挥，罗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风潮扩大，远在苏州因病休学的顾颉刚十分关注。当有人攻击、诋毁、造谣傅受某日本公司津贴，又传说因而被同学逐出时，顾坚信傅的品行“亲近军阀的行为断断不敢相信”，认为傅遭诽攻，那是木秀于林的必然。一个月后，傅由北大毕业后赴欧留学。
1926年年末，傅斯年学成后回国。
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聘鲁迅为教务主任兼国文系系主任，聘傅斯年为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当时顾孟余是中大管理委员会副委员长，他本是北大的教务主任。傅斯年与顾孟余都很认同顾颉刚的人品、学问，又知当时顾颉刚所在的厦大正闹风潮，便邀顾颉刚加盟中大，壮大中大的学术力量。傅要求顾到中大“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顾日记，1927年3月1日)顾颉刚因鲁迅在中大，不想去，函谢。鲁迅知道顾颉刚不肯来便说他“与林文庆(厦大校长)交情好，他地位稳固，哪里肯来”。听到这类话顾越发不肯。熟人好共事，又是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傅斯年便用激将法：“兄如不来，分明是站在林文庆一边了，将何以答对千秋万世人的谴责?”在此夹攻下，又念老友的盛情，顾颉刚向厦大辞职，电告顾孟余、傅斯年，他不日赴广州就职。孰料3月下旬顾突然接到傅斯年电报：“彼已去阻，弟或亦去校，派兄去京坐办书，月薪三百，函详。”其意为鲁迅反对顾至中大，傅斯年或亦为此辞职。恰逢当时厦门邮局闹罢工，顾颉刚未能及时收到信。4月初，顾电傅云：“无函为念，可否到粤面商，电复。”数日未见有复，顾在厦大已辞职，便匆匆赴粤。17日顾一到中大，便知鲁迅与其冰炭不容的局面。鲁迅20日便辞职，可感叹的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共进退，也毅然辞职。学校纷乱，学生意见不一。朱家骅出面调停。一面同意鲁迅请假离校，一面差顾颉刚外出购书，避免鲁迅与顾颉刚在中大直面相视。鲁迅显然不满意这种“和”的局面，拂袖而去，同时写信给武汉的孙伏园。孙将鲁迅的信加按语发在武汉的《中央日报》上，从而引发顾颉刚与鲁迅要打官司的一幕。
鲁迅走了。傅斯年、顾颉刚留在中大。
1927年10月，顾颉刚外出购书。此前傅斯年宣布顾颉刚任历史系系主任。顾颉刚欲辞不就，校方恳留。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说这是“念鲁迅攻击我时他们帮助的好意，只得答应了”。顾颉刚除教书外，傅斯年又邀其共办语言历史研究所，主编《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顾拟的发刊词外人还以为出自傅斯年之手，聊见当初在办刊方针上两人的意见还是一致的。傅斯年曾致顾颉刚一封长函，断断续续写了五年，盛赞顾氏“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并受此启发在信中谈自己对“孔子与六经”等的新见解。顾颉刚想发表此信，傅斯年怯于自信不足，不想发;而顾以为其中“有许多极精当的议论”、“至少可以引起多少问题，引起多少人来商量或攻击”，是件营造学术氛围的好事，以利求真。傅终于同意了。文人相亲。
顾颉刚到中大后，将以北大征集歌谣为开端的民俗学运动带到广州，还创办民俗学会，出版民俗读物，推动民俗学运动。长期留欧的傅斯年对大众文化产生隔膜，不以为然，以为“浅俗”、“无聊”。他认为大学出书应当是积年的研究成果，不应从俗。而顾颉刚认为傅的观点在治世说是对的，在乱世说是不对的，“立意在继续北大同仁要做而未成功的工作”。两人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由于顾颉刚积极提倡研究学风，奖掖青年，研究成果迭现。树大招风，周围的同仁有点不平：“中山大学难道是顾颉刚一人的天下!”顾遭遇一些原北大老同学的冷眼、攻击，因此心情不快，想回北京。傅斯年在致胡适的信中戏言“颉刚望北京以求孤死首丘”。
适逢1928年燕京大学驰函聘顾颉刚去作研究。顾欣然应答，并将此告诉傅斯年，傅极力反对，认为他在中大缺乏师资的情况下离去，是故意拆他的台，一怒之下说他“忘恩负义”，并且说“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之类伤感情的话。顾颉刚婉约，他怕伤和气，便说：“只要你供给我同样的待遇，我可以不去。”顾向胡适抱怨“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补，差不多看我叛党似的”。恰好，那时中研院来聘傅、顾两人筹备历史语言所，顾不失时机也辞了燕京大学。
当时历史语言所筹办于广州。傅、顾与杨振声同应蔡元培之聘为筹备委员。在办所方针上，顾、傅各持己见。傅有留学背景，欲步法国汉学后尘，旨在提高;顾则以广揽人才、培育人才为要。两人各执一端，不肯相让。傅脾气暴躁，有点家长作风;顾生性倔强，不甘受压。两人有次出言不恭以致破口大骂，后由杨振声劝阻才作罢。顾愤然退出语言所离开中大，到了燕大。两人由此分道扬镳了。值得回味的是，顾那时手头拮据，离广州时欲向傅借一百元。傅也慨然答曰：“就是二百元也可以。”
在他们两人之间，胡适做了不少调和工作。他劝顾颉刚不要因骄傲树敌。顾颉刚认为：“我树的敌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嫉妒我，一种是想征服我……我自己不愿压迫人家，也不愿人家压迫我。”对这一结怨他认为自己“心无愧怍也”。
1931年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胡适任文学院院长，他们希望在燕大的顾颉刚去北大做史学系系主任。顾提出一些要求，蒋梦麟答应了。燕大又热情挽留顾并为其加薪，盛意可感。顾在两难之中分别向蒋梦麟、傅斯年各写两封长函表示致歉，只答应兼课。傅斯年讥讽：“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
顾、傅两人缘已尽，但情未了。
1935年顾颉刚办的《禹贡》杂志“经费则大费周章”，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不得不四方“乞怜”，包括给傅斯年写长函，言词恳切。傅亦很大度地捐弃前嫌，慨然应诺。傅除自己伸出援助之手外，还代其向朱家骅等募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顾颉刚向捐者一一鸣谢，将部分捐款购置的图书上，刊刻戳记，文曰：“×××先生捐(或募)款纪念，禹贡学会宝藏，盖于各书卷首，俾读是书者永不忘此日之嘉惠。”
透视顾、傅的友谊，由亲而疏而分的历程，顾颉刚重知识欲而傅斯年重政治欲是一重要原因。加之两人经历、志趣、性格迥异，合作中出现不谐势之必然。同时，随着顾颉刚的学术地位提高，名望日重，傅斯年难免心存妒意。早在1926年他致顾颉刚的长信中便有流露：“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要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顾颉刚为中大购书回粤，杂务缠身，为自己没有写一篇研究文字而向傅斯年诉苦时，傅竟讥讽：“先生名已高矣，钱已多矣!”令顾颉刚心痛不已。
文人相亲亦相轻。
与门生：一言难尽
学术是讲究薪火传承的。
顾颉刚是胡适的正宗门人。他除了继承先师的学品外，在识拔、奖掖、提携末学上同样蜚声士林。40年代顾的麾下一时英才荟萃，胜友如云。他的门生遍布各个学术领域，又以古史、历史地理领域为最。即在今日，他的传人们也活跃于当今的史坛。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顾颉刚发迹于北大，结怨于北大;获誉于爱才，遭诽也于爱才。
顾颉刚在日记中屡发“才难”的感慨。他说：“我的性情过于爱才，只要一个人有些长处，我总希望他肯竭尽其才，做出些有价值的工作。”为了培植后学，他恨不得“砍了当柴烧”。也正因为此，“于是激起一班同事的忌妒心，说我利用青年结合党徒”。顾的一生招来的非议，引起的祸端，十九都是为门徒所累。现择要列于后：
◆何定生(1911-1970)
顾颉刚真正执教鞭是1927年在中山大学。何定生是他最早的学生。何氏天赋高，十六岁入中大。他是在顾颉刚循循善诱下，一步步登入学术殿堂的。他的《〈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发表后，受到顾颉刚的激赏，曾说：“你，在天资方面，在外国文方面，在文学方面，都比我强得多”，“你若致力，我深信自己要退避三舍”。为鼓励何定生孜孜于学术研究，顾颉刚代其向校方申请奖学金。因学校人际关系复杂，有人作梗。顾颉刚与对方大吵，以拂袖。何定生深感师恩浩荡，表示“一定显其好身手”以不负恩师厚爱。在顾的力荐下，学校最终发给了何定生奖学金。正因为这场风波，“一时忌者蜂起，谣诼纷来，致使何定生难安于位”。
1929年2月，顾颉刚离开中大。何定生感于顾的知遇之恩，毅然退学，追随恩师到北平，食宿全仗顾颉刚。
令顾颉刚失望并引起莫大的不快的是，何定生在顾离开北平时，背着他以朴社的名义，将胡适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相关讨论文章汇集后，略加修改，冠名《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出版，序文以《又来〈骂〉胡适之先生》为题，十分惹眼。书出版后，北平、上海学界一片哗然。因胡适在“材料”一文中曾批评“古史辨”派工作。更令人生疑的是“关于”一书是由顾颉刚任总干事的朴社出版，作者何定生又与顾颉刚有特定的师生关系，确有扬顾抑胡之嫌。傅斯年对顾颉刚说：“想不到颉刚会出这样的书!”顾颉刚回苏州为父做完寿，回北平风闻此事如遭棒击。即令他浑身长嘴，也难辩清。顾不胜惶恐忙给胡适写信：“(何定生)趁予在苏州时印成。此次予来，见之大骇。恐小人借此挑拨，或造谣言，即请朴社停止发行，且函告适之先生，请其勿疑及我。”一面又严责何定生。尽管何定生天真地想“出了什么事由他自己承担”，但他岂能担当得了?这期间何定生在杭州邂逅一漂亮女子，不能自拔，万念俱灰时几欲萌自杀念头，日益颓废，口碑甚坏。顾颉刚哀叹：“你已经亲手把我一颗爱你的心打碎了。”顾颉刚说，既已失去“傅孟真先生这个良友”，不能再失去适之先生“这一个良师”。顾颉刚毅然向何定生下了逐客令。顾颉刚心酸至极：“我一生所受的累，不是自己的好名好利，而是爱别人的才……不料因此一癖，来了许多麻烦。”
何后来的经历复杂。1948年任台湾林产管理局秘书。后重归学术路，执教于台湾大学。
◆谭其骧(1911-1992)
谭氏早年就读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社会系，钟情于历史研究。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拜在顾颉刚的门下。谭天赋高、悟性好，读了顾颉刚的《汉书地理志》后提出自己的质疑，写信请益。顾颉刚十分高兴，复了封六七千字的长函，称其为“学兄”，把他当作一个学术对手平视，深入讨论。他在日记里赞赏：“其骧熟于史事，余自顾不如，此次争论，余当众服矣。”后，谭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恰是顾颉刚，得到有力的指导。顾的学问与人格，赢得了谭的钦佩，并影响了他的一生;谭对学问的执著与严谨，亦深得顾的欣赏。
谭其骧研究生毕业后即为辅仁大学讲师。《禹贡》创刊时，由顾、谭两人共同主编，合写了发刊词。顾在致胡适信中称“谭君实在是将来极有希望的人”。但在办刊、治学问题中两人存在严重分歧。谭性情淡泊，行事严谨，习惯于埋头做学问，不太注重办刊之琐屑;顾颉刚认为“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不易……便不得不办刊物”，刊物可以培植造就人才。同时顾对谭的过分自负提出了批评。谭贵“专”，治学倾向于小心求证，以严谨、务实著称，被顾誉为“不苟且”，但写得太慢，发得太少，难成气候。顾颉刚属于“博”的一种，求新求异，开风气之先，留点遗憾也觉无伤大雅。谭最后还是离开了《禹贡》。他们的关系属于“和而不同”的君子，但两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情谊。
解放后谭为复旦大学教授。1979年《历史地理》丛刊出版时，谭任主编，顾为顾问。
◆童书业(1908-1968)
童氏是顾颉刚最忠实的学生、信徒和合作伙伴。在“疑古派”团体中，惟有他俩是自始至终一“疑”到底的。
童书业天生是颗读书的种子，极富才华，但他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连一纸中学文凭都拿不出。1935年他以“顾老板”的“私人研究助理”身份到北平，食宿在顾家，襄助顾颉刚编《古史辨》。他代顾颉刚草拟《春秋史讲义》和一系列辨伪文章。《古史辨》由顾写开篇，后由童书业独立完成。童书业被称为“古史辨派”的后起之秀。
1949年后童书业执教于山东大学，为新史学新星活跃于史坛。但他有严重的人格分裂，解放后两度写文章全盘否认古史辨派。批胡适、批顾颉刚，与众人一起出演了学生“出卖”老师、老师也在“出卖”老师的悲剧。但顾颉刚大度、宽容，理解他，原谅了他：“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自我批评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是可原谅者也。”因童书业自幼敏感，敏感到近乎神经质的程度，后终致神经错乱，1968年死于“文革”中。顾颉刚有些文稿本想托付童书业整理，竟成泡影。孰料，1973年顾颉刚还以高龄病躯为弟子童书业校订遗稿《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作序并介绍出版。
◆钱穆(1895-1990)
另有值得一提的是国学大师钱穆。钱穆没有正式学历，他本在苏州中学教国文。顾颉刚回苏州时与其相识，对他十分欣赏。由顾颉刚的热情推荐，钱穆走上大学讲台。钱氏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就是由顾颉刚刊发的，而有些观点他俩的意见相左。钱穆晚年所作《师友杂忆》中说：《年谱》一文“不啻与顾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