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鲁迅先生的《野草》开创了现代文学中象征主义道路，启示人们要把个人的诗情与整个时代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下文是小编收集的《野草》的相关内容，欢迎大家阅读与学习。
冯Y·S·先生由他的友人给我看《野草》的英文译本，并且要我说几句话。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说几句。但我希望，译者将不嫌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半的。
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陆续发表于期刊《语丝》上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现在举几个例罢。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驰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当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
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我想，这也许倒是好的罢。为译本而作的序言，也应该在这里结束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
鲁迅《野草》创作背景
文化背景
《野草》是一部充满着象征主义的散文诗集，象征主义作为一个自觉的文艺流派运动是从19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让·莫瑞阿斯在《费加罗报》发表《象征主义宣言》时开始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20年代形成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世界范围的现代派文艺运动 。散文诗在新诗革命初期就开始有人创作，1918年到1923年，初期白话诗人刘半农，在创作新诗的同时，写了《晓》 《饿》《雨》《静》《墨兰的海洋深处》等散文诗篇;新诗奠基者郭沫若于1920年12月20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用“我的散文诗”为总题，发表了《冬》《她与他》《女尸》《大地的号》四首短小的散文诗作品;在此前后，从1918年到1924年，《新青年》《晨报副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学灯》《觉悟》《语丝》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刘半农、沈颖、周作人、两谛(郑振铎)、沈性仁、张定璜、苏兆龙等人翻泽的屠格涅夫、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有的刊物还专门发表了介绍和讨论散文诗的文章。作者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陆续发表了23篇散文诗，编成《野草》。
时代背景
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时局动荡不安，军阀混战，段祺瑞政府把持了北京的政权后，中国陷入了五四运动之后最黑暗的时期。军阀政府“既摧残全国学生工人争取自由运动，惨杀无辜。又主使川湘桂粤东南东北数次战争，扰害闾阎。”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了逆转和挫折，《新青年》团体散掉后，鲁迅有种在沙漠中孤军奋战的感觉。他把自己描写成在旧战场上徘徊的余零兵卒，找不到目标和意义。而与周作人的失和以至决裂，使鲁迅极力维持的完整的家的概念不复存在，鲁迅精神家园最后的整合的依托四分五裂，再者，女师大事件也给鲁迅情绪带来很大的影响，作者鲁迅为了记述这一过程，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军阀混战及内心苦闷的散文诗。
创作过程
这部诗集所收的23篇散文诗，作于1924年至1926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
北京。作者鲁迅在1932年回忆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1926年4月10日写完《一觉》后不久，作者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当鲁迅从厦门赴广州时，途中有一封致北新书局李小峰的信，其中提到：“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但要付印，也还须细看一遍，改正错字，颇费一点工夫。因此一时也不能寄上。”(《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到达广州以后，鲁迅忙于种种，整理《野草》旧稿之事暂时搁置，直到“四·一五”政变之后，鲁迅脱离了中山大学，感到“现在无话可说”，而又不便马上离开广州，于是着手整理旧稿，首先从事的就是《野草》，于1927年4月26日写出《题辞》，28日将全稿寄北京李小峰，当年七月，《野草》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题辞》载于《野草》单行本卷首，《题辞》在诗集最初六次印刷时都曾印入;1931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印第七版时被国*党书报检查机关抽去，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诗集中的《英文译本序》，是应英文本《野草》的译者冯余声之请而写的，据《鲁迅日记》1932年11月2日载：“得冯余声信，即覆。”11月6日：“与冯余声信，并英文译本《野草》小序一篇，往日照像两枚。”英译本原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但稍后毁于1932年“一·二八”上海的战火，未能印行，在1941年时才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