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鲁迅金石学研究的贡献
青年时代鲁迅就开始关注绍兴乡贤的金石类著作，鲁迅收藏的金石拓本，考订金石文字，贡献有三。一、广备众本，以便校勘;二、编制目录，体例完善;三、考证精当，垂范后世。
首先，鲁迅收藏的金石拓本的不止一种，同一墓志可能收藏多种拓本，互为校勘。如《吕超墓志》，鲁迅先后买过五枚拓片。《吕超墓志铭跋》曾提及鲁迅先从陈古遗处得拓本一枚(1917)，后徐以孙又赠一本(1918)，《鲁迅日记》1919年6月5日、1923年6月8日、1924年8月23日先后又买过三枚。再如跳山石刻，《鲁迅日记》或称《跳山摩崖》、《建初摩崖》、《建初买地》、《建初买地记》等，1915年3月17日，得周作人寄《跳山摩崖》石刻拓本4种。4月13日，得周作人寄《建初摩崖》拓本两份。《永明造像》分别于1915年4月13日、1916年2月8日、1917年2月15日获得三种拓本。周作人撰有《跳山建初买山石刻》及《建初买山题记》对跳山建初摩崖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鲁迅对其他的石刻拓本也是广备众本，1934年3月6日《致姚克》“汉画像模糊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较的清晰，但不易得”，鲁迅认为初拓不易得，广备众本方能助于还原本貌。鲁迅还常常拿《金石萃编》等金石著作校勘碑文。广备众本大都是对校法，拿相关金石类著作校勘则是他校法。《金石萃编》、《金石续编》、《金石萃编校字记》、《续古文苑》、《寰宇访碑录》、《补寰宇访碑录》、《匋斋藏石记》、《常山贞石志》、《东州草堂金石跋》、《退庵金石跋》、《山右金石录》、《两浙金石志》、《越中金石记》等有影响的金石著作都是校勘的来源。
《鲁迅日记》1916年1月22日买《太公吕望表》，以魏、晋两拓本对校，又以《金石萃编》、《续苑》、《孙氏访碑录》校勘。1月30日买《三公山碑》、《校官碑》，同《金石萃编》校勘，除《金石萃编》外，还曾对照翁方纲、罗振玉、何绍基、孙星衍等多种本子校勘。3月5日以《金石萃编》校勘《洺州澧水石桥碑》。3月11日以《龙藏寺碑》和《武德于府君义桥石象碑》校勘《金石萃编》，并写有校文。3月19日用《金石萃编》与《嵩阳寺碑》和《安喜公李使君碑》相校等等。如北魏《李超墓志》，鲁迅据《金石萃编》以校勘，校记为“案志云正光五年八月卒，越六年正月葬者为正光六年。《萃编》以为绵历六年，目录注云永安二年，非是。”隋《张景略铭》，1916年7月28日购，与《金石萃编》校，对墓志行款进行了订正，“阴额三行，行三字。篆书。阳刻。碑阴道立等题名三十四行，十二列。道立至比丘尼明义隶书。乡正张士□至末正书。右侧题名十行十三列，正书。题名十行七列正书。”再如《郑固碑》，鲁迅以宋拓对勘，对“帝□嘉之”释文作“诸本并作‘帝用’，审宋拓不似。”
其次，鲁迅辑录、编制了众多石刻目录。鲁迅抄录的石刻目录达十余种，主要有：《淮阴金石仅存录》、《百砖考》、《陶斋藏秦汉瓦当文字目录》、《汉石存目》、《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越中金石记目录》、《越中金石刻目录》等，鲁迅还撰有《汉画像目录》、《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名目录》、《唐造像目录》等。《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是从《畿辅通志》中辑录出来有关河北30余县的造像、碑铭、墓志目录;《百砖考》(手稿)清吕佺孙撰，于道光十四年(1834)编成，1915年7月19日抄毕，将每砖的尺寸大小、图形文字、造像年代一一写明。《汉石存目》(手稿)，是书上下两卷，清王懿荣撰。上卷存字，下卷存画。光绪十五年(1889)有山东诸城尹彭寿斠经堂刻本，后附尹纂《魏晋石存目》一卷。
《唐造像目录》(手稿)，始于武德，终于天复，计63个年号，编纂体例以年代和日期先后为序，列造像地点及收藏人等信息。《汉画像目录》(手稿)，鲁迅搜集、抄录的汉画像资料和有关目录，未经整理，包括济宁杂画像目录、嘉祥杂画像目录以及从端方《匋斋藏石记》、张德容《金石聚》、洪颐煊《平津读碑记》、陈介祺《簠斋金石文考释》、俞樾《春在堂随笔》、《郯城县志》等书中摘抄的有关汉画像的文字。
《六朝墓志目录》(未定稿)，按宋、梁、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郑几个朝代编排。每枚墓志名称之下列出年号、日期、所存地点。凡作者自己收藏有拓片者，均注于后，包括购买时间和所用钱款。稿纸天头处有不少增补的目录。《六朝墓名目录》，是书在《六朝墓志目录》基础上增补修定而成。按晋、宋、齐、梁、后魏、东魏、北齐、北周、隋、郑几个朝代编排，后附伪刻目录。墓名之下写有年号、日期、所存地点等，有侧、有盖者亦注明。偶有增补条目。
《六朝造像目录》(手稿)，编写时参考赵明诚、孙星衍、洪颐煊、缪荃孙、钱大昕、罗振玉、方若、端方等人的金石专著。所收造像计有晋、宋、齐、梁、陈、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隋等十一个朝代。以朝代、年号为次，于造像名称下注明年号、日期、地点、收藏者等，间或有扼要的考证。
鲁迅编制的石刻目录体例完善，对石刻的所在地、建造时间、主要内容、现存情况以及作者对石刻的考证都有涉及，著录全面，与鲁迅所抄石刻互为映衬，鲁迅所抄石刻亦详细注明碑行款、字数，所用字体，碑额、碑阴是否有字等，对后人研究此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惜的是这些石刻目录大都未能出版，如果能够全部出版，必能嘉惠学林。
最后，鲁迅的石刻考证严谨、精审，善于以制度推残碑、以文献补缺字。碑文考证中最难的莫过于残碑考证，由于信息不全，对墓主之身份、事迹尤难推测。《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中收录了诸多残碑，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对每个残碑都尽量著录高、宽、行款、出土地等资料，使后人了解石刻的基本形制，鲁迅在漫漶不清或前人不识的“□”中，补出自己的推想，或根据行款、或根据文意、或根据典制、或根据通例补字释文，贡献颇大。如汉《鲁王墓石人题字》鲁迅根据文意及通例补充“府门之卒”及“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都是极精准的。再如《李孟初神祠碑》鲁迅更是补出数十字，对一些重要时间的关键信息，也一一补出，鲁迅结合立碑时间及墓主官职补出“永兴二年六月己亥朔十日□宛令”。其他如《刁遵墓志》、《孔谦碣》、《韩敕造孔庙礼器碑》等碑鲁迅一并补出数十字。
鲁迅专门的金石考证文字仅八篇，通过为数不多的考证文字可以总结鲁迅金石考证的特点，即“以制度推残碑、以文献补缺字”如《□肱墓志考》一文，杨守敬、端方等人都以“公孙”为其姓氏，鲁迅提出不同意见。“□□人”与墓志“渤海条人”字数不合，又通过《魏书·高湖传》及墓志“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领军”等官职推测世系，否定了其父高归彦的说法，再引《北齐书·归彦传》及《武成帝纪》考订墓主乃北齐帝室，并据此推测肱为高氏，甚为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