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楼上》与《孤独者》中，“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而出现，这表明作者抛弃了第三人称叙述方法中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读者对吕纬甫和魏连殳所能获得的所有认知，全部来自单一的、非透视性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样接近人生本质的叙述方法本身在暗示读者，在“上帝死了”的时代，上帝视角也随之消失，我们无法与他人达到共在的生存状态。我们对他人认知的获得，或来自自身与之共同经历人生片段，或来自他人的叙述，但我们所能得到的认知都是片面的，任何两个个体的生命轨迹不可能达到完全并行的状态。这种叙述方式的选择本身也是生命孤独状态的表现。而从故事模式上来看，人的孤独状态表现得更为明显。《在酒楼上》中的“我”由于天气和心境的原因，暂返家乡，从而遇到了自己的旧同窗、旧同事吕纬甫。而当吕纬甫叙述完自己的故事之后，二人一时无话可说，并终于告别，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去。而在《孤独者》中，“我”在回乡时认识了魏连殳，后多有交往。然而二人由于各自的生计问题，终于没有许多对方的音信，直到“我”去魏连殳家发现死亡的事实。这种被钱理群称为“离去――归来 ――再离去”的故事模式透露着生命渴望他人的温暖而终又无可奈何的现实。两个人的生命轨迹若偶然相遇的曲线，相交后终究各奔东西。
认识到人生孤独本质的鲁迅，不仅在小说叙事策略与故事上表现出这种孤独感，也总在试图流露出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孤独之感。这种孤独感首先表现在“我”对于曾经熟悉时空的陌生而又惶恐的心理。在《孤独者》的开头，“我在寒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已经有一些客居、孤独的味道。而《在酒楼上》的孤独感表现得更为明显，“我”暂寓S城之后，早已寻找不到“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不仅学校“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就连以往常去的一石居也“没有一个熟人”。所以才会生出感慨：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