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风格应当是当局者所不喜欢的,可谓“鸡蛋里挑骨头”,“吃饱了撑得”。给你发着高工资,你反过头来阴阳怪气的胡诌些鬼故事……为何连身为读书人的黄景仁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也许是自己都受不了自己的酸劲儿。就连好脾气、宽厚的宋仁宗也曾经受不了柳永,批示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草草的把他打发去了。搞得柳大才子后半辈子“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可见酸文人与当局者,总是不睦的。
既然与当局者不睦,那就与同行搞好关系吧。然而鲁迅先生却偏不信邪,逮个机会就讽刺“有教育的智识者”:
比如当年《申报?自由谈》请他投稿,投就投吧,那么写序言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客套几句、恭维几句,像“非常感谢某某先生”的话是必不可少的。继而要谦虚一番,说一些“在下才疏学浅、纯属抛砖引玉”之类的道理。然而鲁迅先生非要装得满不在乎,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还把文集命名为《伪自由书》,又名《“不三不四”集》。
再比如说,他的好友刘半农先生去世了,既然好友都去世了,死者为大,多说些好话吧。连性格偏激的左大人给吵了一辈子架的曾大人写挽联时,都要极尽赞美之能事。然而鲁迅先生在写《忆刘半农君》时,虽然肯定了刘半农先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杰出贡献,但又记性很好的指出这位好友年轻时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思想,而且为人“浅”……
就连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都被他揶揄过……
要得罪那么多的人是不容易的,有的人认为鲁迅先生 “刻毒”、“可恶”,或者称他为“教育部的官僚”、“学匪”、“绍兴师爷”等等,等等。连温润如玉的林语堂先生也忍不住说过:“此人已成神经病”。而同样温文尔雅的梁实秋先生终其一生都耿耿于怀,说他“尖酸刻薄”、“没有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