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鲁迅先生从来没有“改悔”过,一直我行我素,不断发出如箭般的檄文。而且,与其说他是批判当时的民国,不如说他批判了历史上的每一个黑暗时代:众生蝇营狗苟、惨淡经营、朝不保夕,无奈地如同置身于一个《坟》场。这时终于有一个异类站了出来,于迷惘《彷徨》、《二心》三意之间,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可惜,当《华盖》被揭开之后,一切并没有立即改变,时代还是那个时代。
其实在鲁迅先生的《呐喊》之前,侵华刽子手石原莞尔就曾经来华搜集过情报,他回国后有过详细的描述:
这个国家的官乃*官;
民乃刁民,兵乃兵痞;
这个国家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烂的,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走了。
但是,在面对这批所谓全世界最烂的学生时,鲁迅先生却异常的温情。他哀叹于当时的北平政府迁移古物却不准学生逃难,他极尽所能的帮助青年学子,并且“俯首甘为孺子牛”。很奇怪,一个穷学生能看出多大的前途?帮助了穷学生又能给自身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在《狂人日记》的结尾,疯子却还要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以鲁迅先生的才华,倘若多创作一些讨巧的作品,没事也发个连载,描个“红袖添香夜读书”的佳话,不仅能备受欢迎,还避免了遭人讨厌。但是,他为何只写黎民百姓、底层知识分子?写那些麻木不仁,几乎没救了的阿Q、孔乙己、陈士成等人?他为何不能好好说话,就像梁实秋先生一样做《会说话的人,人生都不会太差》?或者像林语堂先生一样领悟《说话的艺术》?但鲁迅先生终究没有改变,他孜孜不倦的做着最为吃力不讨好的事。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许鲁迅先生的某些观点亦有偏颇之处。但是,他的角度是与众不同的,他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伟大的思想家孟子说过:“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鲁迅先生虽达不到圣人的标准(他也不愿做圣人)。但是结合上个世纪2、30年代所处的背景,只要读过他辛辣的文字,再去看其他的“中正平和”之作,就略有嚼蜡之感了。他虽然批判传统,但是国学功底深厚;他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是深切的;他对于社会的惊人洞察即使在今天也颇有价值;他入木三分的刻画不仅仅限于国人,而是整个人类。 其实世上本没有“异类”, “调和折中”的人太多,也便有了“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