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个可怕的发现：在现代教育的教育家、校长、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中，鲁迅发现了谋害与屠戮，他发现教育家变成了杀人者！也就是说，他发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现代教育中的“重现”。传统的野蛮的吃人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而现代绅士却是“在杯酒间”、“于微笑后”吃人，这就更加令人憎恶。吃人的筵席一直排到现在，而且以这样卑劣的方式排到了最高学府，鲁迅怎能不有身处“地狱”的感觉！——正是在这现代教育的地狱里面，年轻的一代“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杀戮了！”这样的血淋淋的联想，是很有鲁迅特色的，可以说是非鲁迅所不能有。对鲁迅来说，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学校的丑恶，他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黑暗，整个中国现实的黑暗，这个现实也是历史的一个循环。如果形象一点说，鲁迅从女师大风潮中所感觉到的，所面对的，正是那个“黑暗的闸门”，他之所以有“碰壁”之感，就是那个“黑暗的闸门”在中国依然存在着。正是这一点，使鲁迅更加深刻的反省自己：“我和这种现代教育吃人制度，有什么关系？”他一再追问：“我为什么要做教员？”甚至“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就是因为他痛苦地意识到，这吃人的筵席与地狱并非和他无关，就像《狂人日记》所说的一样，“我也在其中”。正因为鲁迅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黑暗，而且这个黑暗和他自己有关，他就必须站出来支持那些被谋害的青年学生。这是一些想呻吟而不能呻吟，“无叫唤”的青年，而作为一个享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只要自己还能说话他就必须说话，只要自己还能呻吟他就必须呻吟。他是出于这样一个动机，这样一个心理的动因，与女师大学生站在一起的。他正是在履行自己在五四时期的诺言：“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指青年一代——引者注）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5
应该说，鲁迅参与女师大风潮并非出于一时的义愤，而是有着极为深广的思虑的，其背后有着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的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的深刻体认，并且有着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与心理、情感反应，这在当时的中国，或许在今天的中国，即使不说超前，也是十分特殊的，因此他在女师大风潮中所表现出来的决绝态度，就很难为一般人（包括某些今人）所理解，本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不被理解也是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二）
但鲁迅仍然没有料到，他刚刚起草一个《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联合了一批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教授，出来为学生说话，证明那六个被开除的学生自治会成员在品行和学问上，都没有问题，竟引起了他的同事，北京大学“现代评论派”的教授们的另外一种反应，并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而影响深远的论战。
所谓“现代评论派”教授，又因为他们主要居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又称为“东吉祥诸君子”，这是一批欧美归来的年轻教授，大部分是《现代评论》杂志的骨干。《现代评论》创刊于１９２４年１２月，正是胡适创办的《努力周刊》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停刊一年多以后，一般认为《现代评论》是《努力周刊》的继续，“现代评论派”的教授与胡适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6但《努力周刊》以评论政治为主，《现代评论》则基本是一个以学术文化为主的刊物。引发冲突的是《现代评论》１卷２５期发表的西滢（陈源）的《闲话》，后来结集出版时就加了一个标题叫《粉刷茅厕》。任何读这篇文章的人，都很容易看出，陈源的立场，是不赞成学生的，认为她们“闹的太不像样了”。举出理由有二，一是“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即学生意见不一致，暗示反对校长的只是少数人；二是“学生把守校门”，校长在校内不能开会，这就“不像样子”，“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在陈源这些教授看来，学校要有个“样子”，有一个固定的秩序，比如学生必须规规矩矩读书，一切听从师长等等，现在学生要反抗，把校长赶出去，这就“不像样”，不成体统，“教育当局”就应该加以“整顿”，而且“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这就很有点杀气腾腾的味道了。这背后是隐藏了这些教授的一种教育理念的，就是要运用校长与“当局”的权力维护学校的既定的秩序，并不惜采取严厉的“整顿”措施。另一方面，在陈源这些教授眼里，学生们闹事，是一种“群众专制”，因此要“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这里当然指的是身为校长的杨荫榆——引者注）说几句公平话”。7这里确实可以看出两类教授的不同立场：在鲁迅这样的坚守“下者、幼者、弱者本位”的具有反叛性的教授看来，这是校长压迫学生，鲁迅说得更为严重，这是“在杯酒间”谋害学生；而那些坚持“上者、长者、精英本位”立场，以维护秩序为己任的教授们看来，这是学生捣乱，是群众对校长进行专制。在对待学生，校长，以及校长背后的政府当局的不同态度就造成了北大的两类教授之间的分歧与分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正常的，学生运动一旦发生，学校的老师就会有不同的态度。
如果仅是意见与态度不同，后来的争论或许不会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陈源尽管自己明显地站在校方这一边，已经对学潮中的是非作出了明确的判断，不但指责学生“不像样子”，而且呼吁当局“整顿”学校，“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但却要作出毫不偏袒的公允姿态，宣称“女师大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同时，又把责任推给“某籍某系的人”“暗中挑剔风潮”，并指责他们“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却又不明说，而是“听说……可是……未免……可惜……还是……但是……”，文字极尽曲折之能事。这大概是出乎鲁迅意料之外的，却激起了鲁迅反击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于鲁迅发现自己面对的可能不是陈源这样具体的一个人，而是一个代表，一种典型。径直说，鲁迅觉得陈源可以进入他的杂文了。鲁迅后来谈到他的杂文的特点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又说“盖取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8在他看来，陈源是一个很好的标本，是可以借此来解剖中国知识分子某一个侧面，或者某一类知识分子的一些特点的。鲁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不是对某一个人（例如陈源）作出全面评价，而是将其一时一地（例如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言行，作为一种类型现象来加以剖析。他所采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其有普遍意义的某一点，而有意排除了为这一点所不能包容的某个人的其他个别性，特殊性。如陈源，按今天的认识，他确实也有很多可取之处，即使他的《闲话》也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后来鲁迅在写《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时，不是以杂文家身份，而是以学者的身份来说话，对“现代评论派”的文学，包括陈源夫人凌淑华的小说，都给予了充分的评价。而现在，鲁迅关注的是陈源在女师大风潮、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中的具体表现中所显示出来的倾向性，如瞿秋白所说，这时候陈源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作普通名词读”9，并不是对他个人的“盖棺论定”，至多只是针对具体论争中的是非作出判断。鲁迅后来说他的这些杂文里，“没有私敌，只有公仇”，正是强调这一点。但鲁迅的“战法”又是很有特点的；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总是“直接借用对方文章中一些‘关键词’，抓住不放，大作文章，显得十分坦然，又往往击中要害”10，并借此把问题的揭示引向深入。下面，我们就想通过这些关键词语的分析，来看看鲁迅发现与剖析的是怎样的一种知识分子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