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看，鲁迅怎样为这类知识分子“命名”，这可以说是鲁迅论战的基本方法，有点像绍兴师爷喜欢给对方起绰号，绰号一取，一辈子都逃不了。鲁迅对于“现代评论派”有两个命名，首先是“特殊知识阶级”。这倒不是鲁迅的发明，而是他们自己说的。1925年，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准备成立国民会议，胡适这批教授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有些英美留学生还专门组织了“国外大学生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向善后会议提请愿书，声称“国民代表会议之最大任务为规定中华民国宪法，留学生为一特殊知识阶级，无庸讳言，其应参加此项会议，多多益善”。《现代评论》１卷２期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的文章，说在当前中国政治上有三大势力：军阀，有兵权；政治家，有政治势力；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在社会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因此，善后会议必须有“智识阶级的领袖”参加，这些“物望所归之中坚人物”将以其“政治上之实力与人格上之权威”在中国政治中发挥指导作用。11正像后来鲁迅所批评的，这班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大学教授“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12仿佛他们留过学，就应该享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徐志摩就在一篇题为《汉姆雷德与留学生》的文章中说：“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13这样强烈的知识权力意识与因背靠着外国势力而产生的精神优越感，自然会引起鲁迅的强烈反感。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分歧：这班留学英美的教授的自我定位是现代中国的设计者、指导者和中坚力量；而他们的现代中国的设想又是很简单的，就是把英美的东西全盘搬过来。而鲁迅恰好要对这样的“现代中国的设计者和指导者”提出质疑，鲁迅始终抓住“特殊的知识阶级”不放，这可能是更为内在的原因。
鲁迅给这些“现代评论派”的教授的另一个命名，叫作“正人君子”，有时也称之为“文人学士”。根据计算机的统计，“正人君子”的概念在鲁迅著作里出现了59次，“文人学士”概念出现29次，都是相当频繁的。“正人君子”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称谓，是和“小人”相对立的，指的是那些自认有学问，有道德的，而且又是在政治权力周围的知识分子，既是道德家，学问家，同时又与统治阶级有一种依附关系。在鲁迅看来，“现代评论派”的这些教授一方面是“特殊知识阶级”，以受西方教育为资本，以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为理想，骨子里又是中国传统的“正人君子”。鲁迅通过这样两个命名，发现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所谓中国的新派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内在联系。他再一次发现了“旧”在“新”中的复活，或者说，在新绅士的躯壳里看到了旧道学家的鬼魂。鲁迅于是又开始了伟大的灵魂的拷问，当然，也在同时拷问着自己。这就是说，鲁迅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并不着眼于对陈源们所提出的英美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批判，而更关注于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运用到中国的现实中——例如，在中国教育当局与学生的对抗中——，他们所持的态度，实际所发生的作用，以及由此而暴露出他们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
1《坟．寡妇主义》，收《鲁迅全集》１卷２６６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下同）
2《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二》，《鲁迅全集》１１卷，１４页。
3《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３卷，６０——６１页。
4《“碰壁”之后》，《鲁迅全集》３卷，６８——６９页，７２——７３页。
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１卷，１４０页。
6但胡适本人却没有参加这场论战，并且曾一度试图对双方进行调解。他写信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说自己“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折”，只是“深深地感觉到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他因此希望双方停止论战。信见《胡适书信集》上册，３７４——３７５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7西滢：《闲话》，载《现代评论》２卷４０期，１９２５年９月１２日出版。
8《〈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５卷，４页。
9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１２页，青光书局，１９３３年版。
10参看阎晶明：《无所顾忌的作家与教授——我看鲁迅与陈西滢的笔墨官司》，载《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９年７期。
11周鲠生：《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载《现代评论》１卷２期，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出版。
12《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８卷，１９３页。
13徐志摩：《汉姆雷德与留学生》，载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２６日《晨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