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绍熙元年(1190)，陆游六十六岁，此后的二十年间，绝大部分都在山阴度过，生活宁静而简朴。他“身杂老农间”，参加了一些农业劳动，与农民有着一些往来。有时他还骑着驴子，带着药囊，到远近的村落里去医病施药，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和尊敬。“年来诗料别，满眼是桑麻”(《倚杖》)，由于生活的转变，他对于农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因而他晚年写了大量的反映农村残酷现实和描写田园风光的诗，风格也趋向平淡。但是，诗人仍然，“寤寐不忘中原”，爱国思想愈益深沉。宁宗嘉泰二年，他为了实现团结救国的理想，不顾朝野的非难，毅然接受了韩托胄的推荐，主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当爱国词人辛弃疾再度起用时，他还写了一首长诗表示祝贺，并劝勉他以国仇为重，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怨：“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送辛幼安殿撰造朝》)!由于韩托胄的轻率，这次北伐很快就失败了，但并无损于诗人崇高的爱国精神。
嘉定二年(1210)，八十五岁的老诗人，竟抱着“死前恨不见中原”的遗恨与世长辞。临终时，他写了这样一首《示儿》诗：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是诗人的遗嘱，也是诗人的最后号召，它教育了鼓舞了后代无数的读者。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诗人爱国精神的一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