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之一的孟浩然,经常被前人以一种隐逸的姿态来进行解读。但这种隐逸情怀的深层面却是与他仕隐情结的矛盾和融通密切相联系的。
袁行霈先生在《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一文中赞誉李白是“盛唐文化最为优秀的代表”。但就是如此天才绝伦、风姿高逸的李白,却写出了“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赠孟浩然》)的钦仰之语。而令李白这般欣赏的便是他的前辈诗人孟浩然。
一归隐待仕的积极进取之心
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孟浩然的经历在唐文人中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但往纵深处探究,他的经历却也是比较典型的。
孟浩然的前半生在襄阳几乎都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在他的隐居岁月里,儒家宣扬的入世致用思想总是困扰着他的人生追求和诗歌写作。其诗或明或隐、或正或侧地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孟浩然的早年隐居是为出而隐,是在以隐居的名义下打出自己“处江湖之远”的名气,来引起“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的注意,是为积极入世做准备的。这在当时的唐代俨然已成一种风气。孟浩然在诗歌里所体现出来的才情韵气,很大程度上是与体现唐朝社会整体利益的儒家入世思想,体现盛唐文化中的建功立业之志是相联系的。
孟浩然在构建他美好入世理想的同时,也向往着山林隐逸的高趣。这种隐逸的高趣正是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唐士大夫们一方面汲汲奔走于仕途宦海,以求在入世致用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承担社会化使命的同时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与人生自由。道家作为儒家的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对孟浩然的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情趣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孟浩然与自然界的沟通与亲和,只是为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宁静与超脱,是对自我人格独立和生命高洁的自然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