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者的定义出发,孟浩然和陶渊明都是神如菊花的,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也显而易见。陶的诗多外露清寒之姿,内含清苦之意,虽自然,终有不平无奈,读来总给人以隐痛和惆怅的感觉,透出魏晋时期凄怆的气息。陶诗之所以如此,那是朝政时局的黑暗和自身政治理想相矛盾造成的。先是因门阀制度形成的不平等,让他受人歧视,以致不堪为吏,后又分别受惑于桓玄、刘裕,让他彻底对当时的政治绝望,故而在“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归田园居》其五)后,产生了“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同上)的轻松,进而产生了“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哭夕短,已复至天旭” (同上)的欢愉。但无论是轻松也罢,欢愉也罢,其底色毕竟是“怅恨”。
而孟浩然的诗,则让人能感受到一种从容不迫、大度自然、恬淡祥和的盛唐气象。在孟诗中常多“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秋登南山寄张五》)的欢娱。对此林庚先生精辟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六朝人的生活是隽永的,唐人的生活是活泼的。前者是深刻,后者正是浪漫与健康。”正是这种差异性,造就了陶、孟之间的本质区别。另一个原因在于二人生活质量上的差别。陶渊明的生活无疑是清贫的,故有《咏贫士七首》之叹和《乞食》之悲。而孟浩然的生活则是不用煎熬于肚子的问题,在他的一些诗中,我们可以听到牢骚和愤懑,但绝无饥寒之哀和“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咏贫士七首・其四》)的凄惨。总之,虽然二者都是因政治的失意而彻底地走上隐逸之路,二者诗的风格在许多地方也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菊花的爱是不一样的:前者爱得深沉,后者爱得从容,前者是“道”的追求和维护,后者则是生活化的自然意兴的表达。 正因为如此,作者在《过故人庄》中,不加雕饰地流露出“就菊花”,也就显得异常恬淡自然和不露痕迹了。其隐逸思想也以一种彻底生活化的方式,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并且达到了一种神形兼备,内外统一的物我(菊我)两合、物我(菊我)不分的境界。这正如闻一多先生在《说唐诗》中评价的那样:“孟浩然可以说是能在生活与诗两方面足以与魏晋人抗衡的唯一的人。他的成分是《世说新语》式的人格加上盛唐诗人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