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的经典名著，可以开阔眼界
后来我到了部队。在中国上世纪的60、70年代，农村青年能参军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农村青年没有什么出路。我在部队中的任务很单调，就是站岗。我所在的部队是驻扎在农村的，干部战士加起来就十几个人。作为人民公社的饲养场，没有人来查岗，这样我就在岗上偷偷地读书。当时我们一个战友的未婚妻在县城当图书管理员，每个星期我都会从她那里借古今中外的小说，比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很多外国的经典名著是在部队站岗的三年间读的，这三年的阅读使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也了解了更多世界文学知识。
1979年，我被调到河北保定的一所解放军军校。学校里有个小图书馆，许多人不愿意担任图书管理员，我主动要求当图书管理员。这三年期间，我利用图书管理员的便利还是读了不少书。
后来学校让我当政治教员，教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些内容都是我第一次接触。当时判断一个政治教员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能否脱稿讲课，如果能够脱离书本，滔滔不绝地讲完一堂课的话，大家就认为这个人水平非常高。我当时很年轻，几乎可以把当天要讲的课背下来，所以来听课的首长还有观摩的教员，都感觉我很有理论水平。这种背诵对我后来的创作还是有很大帮助，因为我不能完全照本宣科，需要从别的著作里抽出一些内容来丰富自己的讲座，为此我读了一些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
1984年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个时候我开始写小说，这都归功于在保定几年打下的基础。简单回顾了一下我这几十年读书的过程，阅读对我人生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在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的刊物。虽然我从事的是小说创作，但我的阅读范围反而更广，有一些小说之外的好读物也能给我带来极大的阅读快感，让我燃烧起当年有过的阅读乐趣。
对于一个学生而言，如果确实有创作的才能，不妨让他写写诗歌、小说，鼓励他成为一个作家;但是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也没有必要强制所有的学生都写小说。
一个人是可以既写出很好的小说，又能够成为屈指可数的优秀学者的，比如钱钟书先生。他一方面写出了《围城》这样优秀的小说，一方面他又是博通古今的大学者。像我这样的作家，没有上过中学、大学，最终还是成为一个被人认可的作家。
假如让我重新走一遍我的人生道路，如果能有一个像大多数孩子一样进入中学、大学学习的过程，我宁愿不要作家这个头衔，因为通过自学成为作家的过程太艰苦，而且这种作家的知识结构是不完整、不系统的，尤其在外语方面，几乎等于空白。
假如我们能够打开另一种语言的窗口，用外文去阅读，我相信我们的写作会有很大的改观。语言也需要比较，只有几种语言在参照比较之中，你才能真正体会到母语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