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是唯一目的
莫言表示，在进行历史题材、战争题材作品的创作时不是要“再现”战争，“我不会从战斗动员开始一直写到最后，这是历史学家、军事学家的任务，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在莫言的作品中，很多战争场面的描写非常细腻如同工笔画一样。但他强调，一切描写的目的并不是要再现历史和战争，而是要“表现人在这样的非常特殊的环境下的一些心理方面的变化，用这样的方式来塑造我想写的人。把写人物作为唯一的目的”。
莫言同时指出作家应该站在一个超阶级的、“起码是相对超阶级”的立场上来处理他的人物，处理他的题材。“事实上在民间的历史上，在个人情感的历史上，阶级的观念一直是比较模糊的。历史教材可以从政治、阶级的角度出发，但是在文学作品里面，如果我们仅仅从阶级的角度去表现这么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的话，我觉得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在莫言看来，文学作品恰恰应该在人的情感上大做文章。
“我想，作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首先是一部感情的历史。人性很难用经济和政治的方法来分析，只能用情感的方法分析。因此我想，我写这些历史小说的时候，还是从民间的视角出发，从人的情感出发，然后由情感带出政治和经济的东西，由民间情感来填补官方历史的空白。”莫言认为，很多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作家基本都在走同一条道路，“都是千方百计、尽量地淡化阶级的观念，力争站到一个相对超脱的高度，对争斗的双方进行一种人性化的表述”。
美妙的语言来自民间
语言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腔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文风，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语言显得更为重要。“80后”作家张悦然在谈及阅读莫言作品的感受时表示，莫言的文字中有一种强烈的热情，这种热情是咄咄逼人的，能给人以最感性的、最本能的阅读体会，“他是一团可以烧到你的火”。
莫言表示其小说语言来自于民间。“我小学五年级辍学回乡，当时非常痛苦，后来我成为作家，感觉到这也是一种幸运。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在很小的时候就跟村里的人‘混’在一起，无意中了解到丰富的民间语言，也跟乡亲们学会用民间的语言来描述事物、表达自己的思想。”
莫言认为，民间语言在语法上的变化是很缓慢的，但词汇上是最丰富、最“变化多端”的，而且民间语言都有一种巧妙的比喻在里面，“老百姓讲话都是借助于某个事物，它多数都是务实的，没有什么空的东西，因此非常具有文学性”。而这种民间的没有经过加工的语言，是文学界更应该重视的。“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如果排除了这种民间的、生动活泼的、不断变化的语言，就好像是湖泊断了源头。我们只有不断地聆听活跃在老百姓口头上的生动语言，才能使我们的语言保持新鲜的活力。”莫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