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寻根：莫言文学探索的回归与超越
1985年，莫言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里几乎是无意识地写出了“高密东北乡”几个字。后来成了一种创作惯性，即使故事与高密毫无关系，莫言还是希望把它纳入整个体系中。莫言给故乡下了一个定义：故乡就是一种想象，一种无边的、不是地理意义上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故乡。[5]莫言能不断地写作，没有枯竭之感，是在农村生活的20年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不过“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王国，他这个开国君王不断地扩展它的疆域。
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生长在这里的现实家乡，另一个则是他在小说里塑造的文学意义上的故乡。21岁时，莫言一心想逃离家乡，因为那里充满了饥饿、孤独、压抑与恐惧。但当他真的离开家乡，才发现那些饥饿与孤独的记忆，为他的写作打开了一扇万能之门。由此，莫言在文学世界里完成了对故乡的回归，并且超越。莫言的作品与故乡关系，是离不开中国当代文化思潮中的文化寻根，有大量的评论文章将莫言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只不过莫言本人认为，寻根文学非要把它搞成一个文学流派，是挺勉强的。
1985年，《作家》4月号发表了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这篇带有纲领性质的宣言，打出了“寻根文学”的旗号。随之《文艺报》由刊改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紧接着很多报刊开辟专栏讨论，文坛上兴起了一股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挖掘的“文化寻根”热潮。莫言认为，韩少功、阿城的这些文章实际上就是一种反思和觉醒。“文化寻根”除了直接受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不断高涨的发掘传统文化热的影响，就是间接受到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世界“寻根”潮流的影响。
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国内1985年翻译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这部小说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把野蛮的现实和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和原始的巫术文化结合起来，通过布恩蒂亚一家七代人在马孔多小镇开创家园、发展、毁灭的过程，再现了拉丁美洲百多年来被现代文明发展排斥在外的、孤独的历史悲剧。许多中国年轻作家从马尔克斯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这些作家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立论，认为只有真正完成了“寻根”，才能找到自己国家的独特文学样式、风格，从而立足于世界文坛。于是他们更自觉地追求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化，他们把目光转向乡土的、民间的、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原始文化，在自己所熟悉的地域生活中，来寻找民族文化的源流和精髓。[6]曾有人认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作品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其实这是想当然的猜测。《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冬天，在莫言写《红高粱家族》第三部《狗道》时才读到《百年孤独》。莫言说，假如在动笔之前看到了马尔克斯的作品，《红高粱家族》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7]他认为，好的作家必须具有独创性，好的小说当然也要有独创性。中国作家要想写出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小说，必须从我们民族生活中，从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当中汲取影响、获得素材，甚至是获得创作灵感。
在莫言看来，一个作家怎样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在当今作家成群结队地涌现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许多年轻作家不爱写对话，这也是西方作家的特点，他们不擅长中国的白描。白描是通过对话和动作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出来。西方就直接运用意识流来刻画心理。后者的难度实际上要比前者小。莫言认为，学习我们的古典小说主要就是学习写对话，扩大点说就是学习白描功夫。这有点像初习书法者练习正楷。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讲的所谓“大踏步的倒退”，实际上就是说他试图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而不再跟着别人的腔调瞎哼哼。同时，他也理性地看到，不可能一下子就跟西方的东西决裂，西方的文学里面大段的内心独白、时空的颠倒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是没有的。而在现今，信息的交流是如此的便捷，要搞一种纯粹的民族文学是不可能的。所谓纯粹的民族语言也是不存在的。[2]
严格地说，莫言这30年创作，是以越来越清醒的姿态，在坚持不懈地拷问着故乡土地上生存着的他自己的灵魂，只不过借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而已。最终表达的主题就是生存之不易。他的中国农村现实往往真实到残酷的地步。如长篇小说《蛙》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和自我反省，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同时也深刻剖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体现中国作家良知、反映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力作，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数千农民响应县政府的号召大量种植蒜薹，结果蒜薹全部滞销，县政府官员却不闻不问，忧心如焚的农民自发聚集起来，酿成了震惊一时的“蒜薹事件”。《酒国》是莫言于1989至1992年全力打造的一部将现实批判锋芒推向极致，并在叙事实验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的长篇力作，其对腐败的批评、对现实的批判，超越了当下一般的简单道德化，变成了一种寓言。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称，莫言的作品是“幻觉现实主义融合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的因素，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怀旧，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原主席埃斯普马克后来解释道：“我们用的词是‘hallucinatory realism’(幻觉现实主义)，而避免使用‘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过时了。莫言获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现实的描写，他是现实主义描写的魔法师——他观察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现代，这是他的特色和创新。”[8]可以说，莫言的文化寻根早已从当初的文化意识觉醒走向成功的文学实践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文学作品深刻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又具有广阔的世界性视野，实现了回归与超越，这使得他在中国文坛上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