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以文化的视角解读莫言小说创作及其成就。从文化熏染看莫言文学创作如何由特定文化环境中获得叙述的源泉和留下生活烙印的;从文化寻根看莫言文学探索中怎样从回归故乡到拓展疆域，实现超越的;从文化沟通看莫言文学作品多且精准的翻译对其走向世界所产生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关键词：
莫言;文化熏染;文化寻根;文化沟通
2012年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莫言。消息传来，不但震动了中国文坛，在全国也迅速掀起了一场莫言文学热——莫言作品在书店一夜之间紧俏，莫言家乡地方政府打算扩建莫言纪念馆，山东邮政部门准备推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纪念邮戳，莫言文学作品可能会改变未来的中学语文课程，莫言旧居成为热闹的旅游景点，等等。有人甚至据此将这种现象称为莫言文化。其实，不仅文学艺术活动是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归结为是各种文化现象。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等认为：文化是各种显性的或隐性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使用而习得或传授，构成包括人造事物在内的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我们姑且不论“莫言文化”的提法是否恰当，但文学本身就是精神文化，且莫言文学创作及其成就也是文化。从文化的视角去探究莫言文学创作的源泉与烙印、莫言文学探索的回归与超越、莫言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影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莫言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的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这是非常有必要且有意义的。
一、文化熏染：莫言文学创作的源泉与烙印
人类个体适应其文化并学会完成其身份与角色的行为的过程，称之为文化熏染，也叫文化濡化。[1]每个人都出生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并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他不断从周围的文化中学习，同时被文化环境改造和加工。正是经过特定的文化熏染，莫言从他的文化环境中获得他的基本文化人格和文学创作的源泉。
从个体的生命历程看，最初文化熏染是童年期。莫言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但你当了作家以后，这个童年就显得特别重要。莫言的童年，正是中国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年代，“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波接着一波，个体命运被裹挟在宏大而扭曲的政治浪潮中，飘摇不定。现实大背景下的文化熏染，让莫言不间断地挖掘出对文学的理解和实践创作。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半有意识、半无意识的文化熏染中，莫言实现了自己的作家梦想。在莫言的成长经历中，他家庭中的长辈、学校里的老师给了他最重要的文化熏染，加上涉入社会后的文化熏染和自己的好学，为其后来的文学创作留下深深的烙印。
准确地说，爷爷是莫言人生的第一个老师。莫言出生的时候，他们家是个大家庭，爷爷奶奶都健在。莫言1985年前后的中短篇小说，常常喜欢用“我爷爷”这样的提法，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大风》就是讲“爷爷”的故事。在莫言的眼中，爷爷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聪明灵巧、富有远见且非常固执的农民，与《大风》中的爷爷个性相近。莫言爷爷虽是文盲，但却博闻强记，从三皇五帝至明清民国的历史变迁，改朝换代的名人轶事，他可以一桩桩一件件讲得头头是道，不少诗词戏文他能够背诵。他满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胜的传说，更是子孙辈夏日河堤上、冬季炕头上百听不厌的精神食粮。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传说都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如《球状闪电》里举子赶考救蚂蚁，《爆炸》里狐狸炼丹，《金发婴儿》里8个泥瓦匠庙里避雨，《草鞋窨子》里两个姑娘乘凉、笤帚疙瘩成精，《红高粱》里綦翰林出殡，等等。
在这个大家庭中，莫言的奶奶、父亲和母亲也对莫言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莫言的奶奶则是个性格刚烈的农村妇女，胆子比爷爷还大。正是受奶奶影响，莫言笔下的女性，往往性格要强，率性洒脱，《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就是一例。莫言的父亲管贻范，生性严厉，个子高大但沉默不语，管教孩子不怒自威。小时候的莫言没少挨父亲的教训，有一次下地干活因为肚子饿极，便拔了个萝卜吃，后来被人告状，被罚跪在毛泽东像前，后被父亲知道狠揍了一顿，母亲和姐姐都不敢去劝，只好求助隔壁的六婶去请来爷爷才算解围。《透明的红萝卜》就是根据这一经历写成的。在生活困难和混乱的1969年，14岁的莫言帮母亲卖白菜算账出错，多收了人家一毛钱。没想到，一向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说感觉到极大的耻辱，赶紧让儿子给人家还钱和赔礼道歉。后来，莫言写了散文《卖白菜》，因为这件事给他留下心灵的震撼。
莫言虽因各种原因只是小学肄业，但在他心目中，唯一教过他作文并启蒙他写小说的就是班主任张老师。莫言记得张老师开始重视他的时候，是三年级作文课。那时写“五一”劳动节，很多同学是记流水账式。莫言记叙“五一”运动会，不像其他同学一会儿写乒乓球场，一会儿写田径场，面面俱到，而是在前面一笔带过，重点描述他曾见过的两支篮球队怎样比赛，在篮球队中，又重点描述他所熟悉的一位体育老师和附近农场中的一个“右派”，写他们的动作、表情，写他们额头上的汗珠和奔跑时映在地上的影子，怎样和燕子的影子重叠起来。自此受到张老师的赏识，并将莫言的作文当范文让公社农业中学学生朗读。每周上两堂作文课，老师都要点评莫言的作文，还在改作文时写了不少批语。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莫言仍保留着作文本，并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中写到类似的细节。张老师发现莫言作文方面的才能，把很多保存的小说借给莫言看，还到莫言家去家访，对莫言父母说，要允许他看“闲书”。莫言说要感谢他在语文方面对自己的培养，如当时写一件难忘的事情，往往写出真事来，千方百计地找一件真实的事情来写，人物也都是用真人物。老师批评他说为什么非要这样写呢，你可以不写真事的，说你看看那么多小说，其实都是编的，你只要编得好就行了，作文不是让你完全写真实的事件。他实际上在启发莫言，作文要当小说写，完全可以虚构。[2]
离开校园的社会生活，对莫言是一把双刃剑。当年辍学后，不满12岁的他还干不了农活，只能放牛、割草，作为被集体所抛弃的一员，他感受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和自卑。但是，一个人放牛割草的日子，又让他获得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使他形成了文学创作的自我意识。莫言坦诚，自己在小说中对自然的描写，对动植物、声音和颜色的细腻感知，就源自那段时期的生活。虽然不能上学，但莫言并没有放弃读书。当年，莫言和二哥常常为了争书看而闹得不可开交，大哥留下来的书读完后，兄弟俩就去借村里人的书，本村的读完就去外村借阅。断断续续几年下来，莫言已经熟读了《聊斋志异》、《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和《林海雪原》等现代小说，实在没书读的日子就读《新华字典》。这种自由散漫、天马行空般的阅读和思考，反而奠定了其日后写作的基调。[3]同时，从小在家乡留下的农村生活体验让他铭记于心，在后来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将地方小戏、方言俗语和民风民俗自然而然地融入故事，为作品增光添彩。 从军营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届文学系学习，相对于以前的文化熏染，此时莫言文学创作的个人意识选择性开始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为他真正步入文坛铺平了道路。而给予莫言极大帮助并改变他命运的人正是系主任徐怀中。徐怀中曾在昆明军区工作，在军队作家中有威望，是一个文学修养极高的长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写过《我们播种爱情》，80年代的《西线轶事》又影响深远。当时文学系一共只有35个名额，从各大军区优秀创作人才中精选。莫言本已错过报名时间，就因为徐怀中从他提交的两篇小说中看到了潜力，才让其补报考上。而《透明的红萝卜》写成后，正因为徐怀中的深爱，为他将原来的标题《金色的红萝卜》改为《透明的红萝卜》，并将这篇小说推荐给了《中国作家》发表，成为莫言的成名作，并迅速获得一批有识之士的正面评价。而在此之前，军旅文学本是以《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这样的作品为基石的。莫言的出现，具有强烈的颠覆性。《透明的红萝卜》中隐含的那种冷酷，在当时的军队创作中，如果不是徐怀中力挺，是根本无法被弘扬的。莫言因此一直尊称他为“恩师”[4]。正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外聘了很多校外老师讲课，像作家里的王蒙、林斤澜、汪曾祺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专家，意大利、拉美文学的翻译家，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学者，这种八面来风、密集狂炸式的知识传授，对迅速改变他们头脑里固有的文学观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