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里有他的生命哲学和审美的趣味。理解此话很是重要。我们过去的文学，过于强调纯粹，忽略的恰是在多语境里呈现的碰撞的东西。只有在复杂的时空里，才有立体的人与精神。莫言的创作就是在这种多元的因素里保持着赤子之心。他知道，一个经历了苦难的民族，展示他们的过去，暧昧的眼光是不能搜索到本质的。只有像鲁迅那样的直面，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从血腥的存在里找到美丽的闪光点。从《红高粱》到《蛙》，一个个精神围墙被突破了。那种力量感所升腾的浑厚的气韵，在百年小说间的确是个奇迹。
莫言被域外读者所关注，与中国的文化形象有关。他让世界看到了被遮蔽的精神绿地。记得日本的学者丸山昇对我说，最早听京剧，柔美的东西很多，被深深吸引。他以为中国艺术里惟有旦角的演唱最为美丽。有一次他在中国听袁世海的演出，被雄浑的旋律和咏叹所征服。原来京剧最震撼人心的还有花脸的艺术，这给了他一个刺激，遂发现了中国艺术最迷人的一隅。我觉得莫言的写作，有点京剧的花脸的意味，是奔放、遒劲、大气之所。中国人的作品，柔美者偏多，浑厚、刚健、敢于笑对群雄的朗然精神殊少。莫言的文字，击碎了萎缩与暧昧之维，令人想起汉唐诗文里的“如决大川，如奔骐骥”的气象。在回望近代以来的历史的时候，他于血色与悲剧里，唤回了消失的尊严与梦想，他的厚重感所昭示的哲学，让人读出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隐秘。在这个层面认识他，或许能见到他奇特的价值。
(作者：孙郁，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