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思想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被诠释为弘扬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个性解放精神，重建创造精神等，其意图是借助高密东北乡民间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来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唤强有力的生命形态，呼吁中华民族要自尊自强，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质。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思想既张扬个性解放，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谓“个性解放”，指“人”的个性的解放。“人”是“灵”与“肉”，“神性”与“兽”，“精神”与“物质”，“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统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鲁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温饱、发展”又予以限定——呼唤感性形态的“生”的自由与欢乐;又注重“限制纵欲”，明确提出要用“理性”对自然本能进行适当的抑制与调节：“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既要求自由发展自我，又讲究自我控制与自我负责，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联系、渗透与制约。《红高粱》既描写与肯定了“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旺盛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与欢乐;同时，又描写与肯定了他们的另一侧面，即“社会的人”的“理性生命”。余占鳌面对劫贼的劫财劫色，目睹戴凤莲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奋的眼睛”，实难苟安，只得冲上去铲除劫贼。他遵循的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准则。有些论者将“高粱地野合”说成是余占鳌占有戴凤莲，实在冤枉。
小说的描写很清楚：“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不仅是“感性生命”的两情相悦，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两颗反叛封建强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这个高粱地里，戴凤莲“六神无主，泪水流到腮边”，向余占鳌求救地诉说：“他真是麻风。”而单家父子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置戴凤莲的誓死反抗与全体村民的沉默反对于不顾，实际上即将强行用麻风病菌慢性屠戮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别无选择。余占鳌清醒地看透了事态的严峻与紧迫，毅然先下手铲除了这两个企图杀人于无声的凶手。这不仅于情，而且于理，甚至于民间的不成文法，他的选择都是对的。此外，余占鳌与戴凤莲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伏击日军车队，显然既是出于对日寇的痛恨与愤慨之情，也是为了卫国保家乡的崇高目的。中篇《红高粱》所描写与歌颂的是“灵”“肉”结合、“情”“理”统一的爷爷、奶奶们的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气概。除了“张扬个性解放”的主题以外，也有些评论实际上认为，《红高粱》表现的是抗日爱国的主题。例如《游魂的复活》一文写道：作家“只是要复活那些游荡在他的故乡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于是，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人民化为刘罗汉、余占鳌、奶奶、豆官等个性奇异的人物;而这些高于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汇到特殊氛围——那无边无际散发着甜腥气息的红高粱地，成为悲壮、神圣、永恒的象征。”这显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 “个性解放”与“抗日爱国”这两种主题都是颇为接近小说文本的。此外，至少还有一个与文本更为一致的主题，即：歌颂张扬个性解放的村民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或者说，既张扬个性解放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