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国传统说书艺术
莫言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同时，很快意识到要逃离那些像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西方现代派大师那样的“灼热的高炉”，逃离的结果便是回到他的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他努力从齐鲁文化、蒲松龄《聊斋志异》、《封神演义》、元杂剧，从民间故事、民间艺术(包括高密扑灰年画、高密泥塑、高密剪纸和茂腔等)等传统和民间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尤其是《聊斋志异》，对莫言影响极大，莫言曾评价《聊斋志异》是一部“化腐朽为神奇”的著作，2012年莫言在瑞典发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讲故事的人》时说：“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生死疲劳》是最能体现《聊斋志异》对莫言影响的一部小说。[21]
莫言从自己家乡东夷文化遗存中大量出现的鸟仙、狐仙、鬼神等等各种各样民间艺术、传说和古代偏于神鬼演义方面的文学文本如《封神演义》中的土行孙和《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等形象中获得灵感，又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获得鲜活的养料，在局部或部分模拟历史与现实的同时，使自己的创作插上了自由想象的翅膀，进而在心理上、逻辑上达到了高度的真实性和高超的艺术创造性的近乎完美的结合，从而在继承川端康成、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现代派大师的基础上，又扎根于本土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大地，实现了文学从“现代主义在中国”到“现代主义中国化”的飞跃。
莫言暴力美学
莫言作品具有强悍的暴力主义，发表于1986年的《红高粱》是一个初级文本，仿佛是一种原始的语典，收录了通奸(野合)、纵酒、砍头、剥皮等等基本暴力语汇。它们是一种证词，以验证“民族的原始生命力”的存在。之后莫言成为了坚定的酷语书写者，如《酒国》里的红烧婴儿，《筑路》中的剥狗皮，《食草家族》里的剥猫皮，《灵药》中的对死人开膛取胆，《白棉花》里的清花机搅碎人等等，莫言以独特的感官描写展示暴力带给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
《檀香刑》是最能代表莫言暴力美学的巅峰之作，他在小说第九章《杰作》中用了一万四千多字描写了对钱雄飞的凌迟过程，莫言以他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惊人的想象力向读者呈现了一个鲜活生动、惊心动魄的酷刑场面。每一次利刃的割戮和受刑者的呼痛，都汇聚成了一种话语的奇诡快感，流动在小说的语句之间，仿佛一种来自地狱的悲惨光辉。这不是卡夫卡式的阴郁的刑罚，而是一种混合着极度的虐待与受虐的肉体狂欢，犹如帝国没落前的最后的盛宴。这样极致的暴力描写，令读者的评价也两极分化，不喜欢的人立刻扔书呕吐，喜欢的人则欲罢不能。正如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所说：“《檀香刑》非常残忍，非常可怕，但你还是想看下去，看到最后，你会问自己为什么要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