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之末，余客东都，秦子从东来。别数岁矣，其容充然，其口隐然。余惊焉，以问秦子，曰：“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今吾年至而虑易，不待蹈险而悔及之。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于是字以少游，以识吾过。尝欲以语公，又以为可。于子何如?”余以谓取善于人，以成其身，君子伟之。且夫二子，或进以经世，或退以存身，可与为仁矣。然行者难工，处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才，学益明矣，犹屈意于少游，岂过直以矫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将屡惊焉，不一再而已也。虽然，以子之才，虽不效于世，世不舍子，余意子终有万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于世，乃当守丘墓，保田里，力农以奉公上，谨身以训闾巷，生称善人，死表于道，曰“处士陈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见子功遂名成，奉身以还，王侯将相，高车大马，祖行帐饮。于是，乘庳御驽，侯子上东门外，举酒相属，成公知人之名，以为子贺，盖自此始。④陈师道所述“元丰之末，余客东都，秦子从东来”。当指元丰八年，秦观由高邮赴京准备应试时，得与陈师道重遇。从秦观回答语气看，必是五月及第之前的口吻，恰符合当时的心境。秦观前此已有两次落榜的痛苦经历，有些心灰意冷，是苏轼勉励他继续应试。此次应试吉凶未卜，前途难测。所以，说出一番自我安慰的话，实为准备落榜时的心理调适。他自称效法马少游，改字“少游”，也是当时心境的反映，或者说是思想的一个侧面。可知，秦观因慕马少游名，改字“少游”，以识其“过”。他以“少游”为字，只是寄托僻居乡里、小成即安、知足常乐的志趣，是一种心理上的需求，未必当真。实际上，秦观还是想有所作为的。陈师道与秦观皆为苏轼弟子，彼此交游唱和，相知甚深。陈氏言之凿凿，秦观字“少游”是因仰慕马少游的人格志趣而来，没有其他更深的含义。陈氏的记述是可信的。徐培均先生明确说秦观改字“少游”在元祐元年(1086)，⑤ 此说不确，盖将陈师道作《秦少游字序》时间等同于秦观改字“少游”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