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圭璋先生有更明确的看法，他说：“下片，言寄梅传书，致其相思之情。无奈离恨无数，写亦难馨。末引‘郴江’、‘郴山’。以喻人之分别，无理已极，沉痛已极，‘宜东坡爱之不忍释也’”。(5)唐先生认为秦观以不合常理的方式，以“郴江”、“郴山”喻人之分别，表达自己与亲人离别无穷之恨。不少有影响的评论者、欣赏者持这种“无理说”。
《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中所收录的叶嘉莹所写的欣赏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的文章就说，“在如此深望坚实之苦恨中，所以乃写出了后二句‘郴山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无理问天之语”。(6)
《宋词鉴赏辞典》(7)收录的靳极苍所写的欣赏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的文章说：“或解为郴江也不耐山城寂寞，流到远方去了，可是自己还得呆在这里，得不到自由，太不了解当时作者的心情了。”
苏教版教材也持此观点，课下注释对此二句说法大致有二：一说是怨恨自己不应离乡入仕，入仕后又不应卷入元祐党争;二说是因自己忠而见疑，信而被谤，故对无情之天地造物，发出究诘与呼号。
笔者认为，这种“天问式”无理说，也不妥当。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秦观的人生遭遇，了解他写这首《踏莎行》时心态，便可看出，秦观还没有“无理天问”。
秦观早年研经史，喜读兵书。曾拜谒苏轼于徐州，次年作《黄楼赋》，被苏轼夸其“有屈、宋姿”。后编诗文十卷，拜谒王安石，被王安石赞誉为“清新妖丽，与鲍谢似之”。能得到苏轼、王安石这样的赞誉，秦观对前程自然是充满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