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秦观三次科考，前两次却未中。他受到的打击和压抑使他刻骨铭心。他痛下苦功，在苏轼的指导下，潜心科考。第三次终于考取进士。但是，他仕途十分坎坷。秦观是一个很有政治才能和政治抱负的人。在苏轼的指导下，他的策论充分展示了他经世济时的抱负和才能。他纵论国家形势，对政治、经济、法律、军事、人才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都提出了重要见解，充满着灼热的现实感和积极用世的精神，因此受到新党毁灭性的诬陷和迫害。
由于亲近苏轼，他被视为“旧党”，从此受迫害不断。元祐二年，他被苏轼、鲜于侁以“贤良方正”举荐秦观于朝，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受到阻滞。元祐五年，回京任秘书省正字，元祐六年又被诋毁罢官。元祐七年授宣法郎，由秘书省正字升国史院编修官，参加修《神宗实录》;元祐九年，哲宗亲政，新党还朝，旧党遭罢黜外放，秦观先被贬杭洲通判，因御刘拯告他修《神宗实录》时诋毁先帝，于是在去杭州途中，又被贬至处州监酒税;在处州时写了《千秋岁》词，被诬告私写佛书，获罪削秩，贬往郴州。削秩是把所有官职和封号除去，是对为官者最严重的惩罚。秦观身心受到极为严酷的打击，悲痛至极，几近绝望，在此背景下写了《踏莎行·雾失楼台》。他的憧憬和绝望，他的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他的冤枉和屈辱，心中无限的哀怨和痛楚，咬噬着他，逼迫他写下了《踏莎行·雾失楼台》。他要抒发无限的哀怨和痛楚，要流露实现理想的绝望，但是，他没有恨天，也没有怨地，也没有恨别人。政治上绝望之后，他后悔他的人生追求，后悔自己趟了官场这道浑水。他不敢怨恨迫害他的人，他更不敢怨天恨地。屈原作为宗室重臣写作《天问》，尚且引起顷襄王的怨怒，而被放逐。这时的秦观还未失去理智，大胆怨天尤人。因为此时的秦观仍是被编管人员。不久被移至横州编管;元符元年(1098年)，被移迁雷州编管;元符三年(1100年)被召回，被复命为宣德郎，被放还横州，就证明他在郴州时的心理状况还是比较理智的。 我们再具体分析一下作品的思路，也可以看出“无理天问说”的不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