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
毛泽东身上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与传统智慧，但他身上同时也存在着与传统截然不同的东西，而且还是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是他成就事业的基础。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命题：人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讲人与社会，出发点是从人到社会，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从社会到人。中国历来重整体、轻个体，重道德、轻私利，重稳定、轻发展，其本质特征是以扼杀人的个性，扼杀人来实现社会的整合的。当然，中国古代以社会为本位，是有其原因的。那时，生产与社会活动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个人难以单独为生，所以儒学提倡群体意识，家族意识强，个人淹没在群体之中，因而具有轻视个人利益、抹杀个性、只要求个人尽义务的消极因素。事实上，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具有一致性，由于个人利益不受重视，个性受到压抑，人的首创精神得不到发挥，人的巨大潜能得不到开发，也就使整个社会发展缓慢──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在世界上逐渐落伍的根本原因之一。对于毛泽东，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如果当初屈从于父亲的安排，到米店当个小伙计，那也不会有后来的伟大成就。
在西方，个人主义是普遍被承认的价值观，其内涵是要求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又同样尊重别人的基本权利。而在我国，个人主义几乎成了无法无天、自私自利的代名词。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认为，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缺乏关于个人的意识和个人尊严。对于现代心理学，人们普遍认同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学说，而在他的理论中，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是实现人的全部潜能的欲望。许多有思想有见地的当代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论述。著名学者周国平在其随笔《自我二重奏》中写道：
我何尝不知道，在人类的悲欢离合中，我的故事极其普通。然而，我不能不对自己的故事倾注更多的悲伤。对于我来说，我的爱情波折要比罗密欧更加惊心动魄，我的苦难要比俄狄浦斯更加催人泪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不是罗密欧，不是俄狄浦斯，而是我自己。事实上，如果人人看轻一己的悲伤，世上就不会有罗密欧和俄狄浦斯了。
我终归是我自己。我无法不成为我的一切行为的主体，我对世界的一切关系的中心。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其《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则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尖锐的指出：
我们最应避免的是作出这样的决定：在设计一个社会制度的时候，规定了一系列牺牲个人利益、照顾他人利益的法律、政策、条文等等，可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却人人寸利不让，提倡无情的斗争，引起生活中的摩擦，不愉快，造成一个冷漠、缺乏同情的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道德观念需要调整的重要方面就是将集体至上还原为个人至上。如果有什么情况集体利益要求牺牲个人利益，仅仅是因为有更多的个人利益需要这样做，或者从个人的长期利益来看需要这样做。不仅仅是发现。
也许有人会说，正是毛泽东贵我的思想，造成了他晚年的独断专行尤其是文革的错误，所以不值得倡导。这种观点我认为有失公允和客观。因为在几千年封建专制才刚刚结束的几十年内，缺乏民主传统、民主环境和民主机制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还有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等原因。我们不能简单的抹杀掉他贵我思想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实事求是地讲，在今天乃至将来，自我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实现高度的一致，仍是我们的目标，也是中国入世以后提高国际竞争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趋势与走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教学，任重道远，我们所要做的，恐怕不仅仅是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