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外语境”谈毛泽东《沁园春·雪》词的自注
有了对《沁园春·雪》词的“帝王口吻”或说超越“封建帝王霸气”的认识基础，我们回到一九三六年二月去理解《雪》词的写作，才显得顺理成章，而不会有“陕北小山沟，望不见长城、黄河”就不能想到、不能写到长城、黄河的困惑。诗词常常是诗人自我抒情的载体，尽管有“诗言志”的古训，但在写作时未必会有许多如“封建主义”“无产阶级”等等概念化的东西，可能就是某个佳句或某种思绪激发起创作，但写完之后或修改完善之中，则可能会有许多回味填补进诗词，所以《沁园春·雪》词的“外语境”(唐教授所谓“时代背景”或文章上下文语境)解析，恐怕不仅要关注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五年，还更要关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自注《雪》词这个时期。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准备东征入晋扩大队伍之时，毛泽东到陕北清涧县高杰公社袁家沟看见了南方人极少见过的大雪，因而赋得《沁园春·雪》词。词非常有气魄，但没有像稍前所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文那样，用于发表以鼓舞士气，毛泽东在此文中精彩而富有诗意地表述到：“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xx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xx围追堵截的破产”，他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其激昂之情绝不亚于《雪》词，其表达的因取得了“三皇五帝”都没经历过的“长征”的胜利的无比自豪，与“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之句如出一辙，但《雪》词始终没有示人，说明这时毛泽东是把词作为个体抒情的工具而非宣传机器加以珍藏的。所以一九三六年写《雪》词的毛泽东是一个政余从文的诗人，《雪》词仅是毛泽东的心声的个性化表达。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之余，借“南社”盟主柳亚子之手而抛出《沁园春·雪》词，是一次经过了仔细掂量的浪漫神奇之举，这从毛柳间的关于索诗、写诗的反复致信中可以看出。在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回想最多的还是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红军进行艰难抉择的时期，十月七日他亲自抄录一九三六年二月写的《雪》词给柳亚子;回到延安后，十月十七日作报告《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指出：“纸上的东西(指《双十协定》)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了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他说：“在一九三七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现在“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政府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就是毛泽东式的幽默，轻松随意而又果断斩截。当年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于是有《雪》词的“惜秦皇汉武”等，“识得弯弓”而不知“文采风骚”的感叹，这是早年毛泽东就有的崇“圣贤”轻“帝王”观念的延伸，毛泽东喜欢运筹帷幄而决胜未来，他的名言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所以“惜秦皇汉武”是就战略而言的，果然《雪》词创作的十个月后“西安事变”爆发了，在“捉蒋放蒋”的大问题上，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关于蒋xx声明的声明》一文中说：“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这里对“夙敌”的“捉放”，不是欲逞一时之快而是运用大智慧、大气量和平解决，充分展示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宏大气魄，“西安事变”解决了，“新局面”正如毛泽东所料想的那样开始了;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谈判”戏剧性地与“西安事变”做了一次主角的置换，这次“单刀赴会”的是毛泽东，而在毛泽东看来“抗日战争”一完结，新局面又将开始，毛泽东说：“‘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政府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尽管一九四五年还没有多少人能看到共产党会战胜国民政府，但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一切宛如一九三六年红军战胜蒋xx的围追堵截一样必会到来。所以一九四五年《雪》词的面世流传，是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战略的需要，他不动声色地在精神上摧垮了国民政府的战争防线，由是《雪》词对毛泽东来说又赢得了巨大的政治价值和精神意义。
一九三六年的珍藏、一九四五年的赠友，到建国后的发表并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亲自写注，毛泽东对《雪》词的钟爱可见一斑。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雪》词标题处注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一些人吗?别的解释都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这个注解是当时最权威的解读了，但是总觉得勉强而不充分，尤其“封建主义”“无产阶级”等处让人感到牵强。诗本不须如此做注的，但毛泽东偏偏这么做了，这应该说是建国后，毛泽东身份变了的一个显示政治姿态、不宜再以王者自视的心态独白。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新华日报》转载《咏雪词话》时加按语：“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然而也不乏好事之徒，任意曲解丑诋，强作解人，不惜颠倒黑白，诬为封建帝王思想”(陈晋《毛泽东之魂》)，这时毛泽东并不自辩，因为正如柳亚子言“小节出入，何妨日月之明”，然到一九五八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开战，不容《雪》词再有歧解，故划出了“封建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界限，但毛泽东内心恐不情愿这样直白，陈晋先生又记了一段一九五九年四月《诗刊》邀诗人、评论家开座谈会的事，会上“陈毅说：‘上海有人在毛主席诗中找战略思想，就有些穿凿附会。毛主席诗词有重大政治意义，但还是诗。有人问毛主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不是超过了历代所有的人?毛主席回答：作诗就是作诗，不要那么去解释’”。可见一九五八年毛泽东用“封建主义”“无产阶级”来给《雪》词做注是出于害怕“错解”、“误会”的无奈。
由被“诬为封建帝王思想”到自辩为“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沁园春·雪》词不断由字词的修改而趋结篇的完善，也不断由背景的变化而趋认知的复杂。毛泽东的“自注”毕竟是后起的，虽有“须知写诗，不可谩骂”的申明，然时过境迁的时代感使他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单纯地停留于一九三六年或一九四五年之时，所以我以为对“自注”不能不重视，但也不必奉为“一句顶万句”的后人认识《雪》词的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