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
《柳侯祠》通过游鉴柳州柳侯祠古迹,抒写了作者对中国贬官司文化和贬官文人 命运的感慨和反思。
全文以柳侯祠为话题, 回顾了柳宗元这一唐代伟大文学家被权势差遣, 两遭贬谪流放、 四处飘零的命运,展现了中国文人在远离政治中心和偏废世俗物欲后用自己的文化人 格“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的精神价值。
文章自然划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游历柳侯祠。作者说他是应柳宗元的邀请而去凭吊柳侯祠的。接着依 次介绍了柳宗元的石塑及石塑底座镌刻的先生的手迹,还有罗池、柑香亭、柳侯祠及 衣冠墓。然后重点介绍柳侯祠,由祠中石碑上所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都已漫漶不可辨 识而联想到柳宗元的贬谪。
这和一般的游记开笔写法是一致的, 由介绍游历景致入手, 写景状物,然后由此引出对与景致有关的历史文化遗迹的思索与探究。
第二部分回顾柳宗元的两次贬谪,并从中申发对文人独立人格价值意义的思索与 探究。作者首先介绍了柳宗元的被流放地——柳州恶劣的自然环境:寸草不生、人迹 罕至,“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并且指出柳宗元是从湖南永 州的贬放地经一纸诏书召回长安,然后又“赶了长路”被贬到这个“远未开化”“一 听地名就叫人惊栗”的南荒之地来的。接着作者又回顾了柳宗元贬放湖南永州的 10 3 年,指出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丧魂落魄”,然而“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 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他的独立人格意识苏醒的产物《永州八记》 使“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建构”。然而作为一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 他的骨子里仍朝向回归朝堂,纳入社会主渠道,在独立人格精神与政治权利的追求这 一对矛盾对立中,后者占了上风,使他的再一次被贬的悲剧,上升到滑稽。作者在这 一部分末尾感概道:柳宗元“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但他却无 法预料“就为他破旧箱箧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人们将为他建立祭祠,供奉他千 年。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以遗憾、甚至忿恨的笔调指出本应在更大意义上统领一代民 族精神的文魁,却仅仅因辞章入选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 颠,成为四处飘零的文化孤魂,他们在僵硬专制的统治下,少有真正的人格独立,是 全无个人意义的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这就使文章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上升到 了对人格意义以及独立自由人格对文化构建的意义的探究。
第三部分,承接上文,站在对文化人格探究的高度上审视柳宗元的被贬。他认为 在蛮山野地,柳宗元“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他“凭着自己的文化 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他不屈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更多的是“按 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作了, 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死时才 47 岁, 而凭着他千古传颂的诗文,他的柳侯祠得以香缭绕。他的文化人格使他“成了一个独 特的形象”,“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许多后代文人 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柳宗元文化人格的复苏造就了深远长久的 影响,并绵延至今。由此作者感慨道:中国,“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这一部分是上文的深化,又是上文的拓展。
第四部分作者借游人的稀少造就的宁静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感慨:嘈杂只能每繁衍 浮躁,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远离 这一切,文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才会苏醒,才会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在走运 时才追慕的虚浮层面, 去寻找生命的底蕴。
唯有这时, “华夏文明, 才不至全然黯暗”。
作者在这里深刻揭示了在挣脱了种种伦理和观念枷锁,找到了独立自由的个体意义, 恢复了自我的独立人格,焕发出自己独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后,中国的文人才是真正铸 就灿烂中华文明、点化民族的精灵。
读完全文,我们不难感悟到作者的深意。作者没有去下历史学或文化学领域中常 见的断语和结论,而是用对柳宗元放逐命运的追溯作为历史背景,来进行他对文化人 格的审视和探究,呼唤精神人格的独立。如果我们真正洞察现代社会中的许多特别是 青少年在精神文明中种种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他们明显的人格缺陷,就会觉得余秋 雨在现时强调这种精神人格的独立,不啻是一种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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