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难忘的，还是在省城里过的春节。
自从1969年，我举家从偏僻的猫跳河谷水电站，搬进了省城贵阳，住在风景秀丽的黔灵山麓的石板坡楼房里，虽然还有着种种生活上的不如意之处，诸如楼层高自来水龙头往往要等到下半夜才来水，诸如妻子的工作差不多天天要出差，但是，日子是平静下来了，我可以安安心心地守着妻儿，守着黔灵山水秀丽的风景，根据以往的生活积累，好好地写一些东西。自《蹉跎岁月》之后，长篇小说《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家教》一本一本写出来了，反映乡间生活的《基石》、《拔河》、《新酒》、《私生子》写出来了。正因为涉及到农村题材，我经常往贵州的乡下跑，跑了黔南的十多个县，跑了黔北大地，跑了我插队落户期间熟悉的修文、息烽、开阳，我晓得当年时常愁吃愁穿的偏僻乡间，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日子也好起来了。他们能吃上白米饭了，能穿上一件两件新衣裳了。他们在自家的堂屋里，挂起邓小平的像，由衷地祝愿邓伯伯健康、长寿。可能正是乡村的第一波改革起了效果，省城里的生活也大大地改观了。在凭票证的年代，贵阳人时常抱怨，家里去年国庆节的肉票，到今年的五一节还没买上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肉票已经废除，菜场里挂满了肉，其他的副食品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人们已在从吃饱向着吃得好转变。
那一年的除夕，我恰好结束一部中篇小说，推开窗户，走到阳台上，山城的万家灯火扑入我的眼帘，灿若星汉的夜景如同一幅画卷展现在我的眼前。仿佛约好了一般，先是省城的这儿、那儿，此起彼伏地响起声声爆竹，遂而在省城的所有地方，爆竹全响起来了，一阵阵骤响中，有礼花蹿上夜空，有焰火在远近闪烁，还夹杂着娃娃们的欢叫声： “过年啦，过年啦!”
真正是过年的喜悦，真正是过年的欢乐。
爆竹声中，家家户户团团而坐。爆竹声中，伴随着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爆竹声中，人们送走过去的一年，迎来充满祈愿和祝福的新年。
省城里的那一个新年，1983年的春节，几乎没有停过爆竹的骤响，以至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报道，贵阳的爆竹销量最大，大南门外的那条街上，光除夕一个晚上，就把整整一条街面，铺满了红色的烟花爆竹的纸屑，清洁工人只得加班加点，清扫街面，哪晓得这条消息一播，到了元宵节，大南门的爆竹声竟整整响了一夜，成为又一条新闻。
置身于嚣杂热闹不绝于耳的爆竹声中，想在整块时间的休息天里写一点东西，是不成了。不过我心上是完全理解的，理解人们过年的心理，理解人们对终于过上好日子的欢喜，理解“爆竹声中除旧岁”，让来年更为美好的祈盼。
这就是二十多年前，在省城里过年的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