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戏剧化的散文

2018-08-03散文

  在散文集《文化苦旅》问世之前,余秋雨以其戏剧著作《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等受到学术界的推崇。以戏剧理论家身份进入散文界的余秋雨,带着“希图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深入到大众阶层的强烈愿望”,进行散文的创作。在戏剧中浸淫了几十年的余秋雨,在散文创作中有意或无意的融入了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制造出惊奇曲折、绚丽多姿的剧场效果。戏剧的交互性、集中性和形象性,拓展了散文写作的审美空间,有效地增强了余氏散文的张力和魅力,使其呈现出一种独有的大景象、大气派。产生这一结果看似意料之外,却又实在情理之中。独特的戏剧化风格,使得余秋雨散文有别众家,卓然而立。

  在文化意识和文化主题的统摄下,余秋雨借鉴戏剧“以悲为美”的理念,来负载自己对于文明的深沉思索;他运用色彩强烈的戏剧语言,去抒写心中的苦闷,与读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他精心选取史料,构建戏剧性的情境,使文化人物宛然若现;他设置戏剧化的悬念与冲突,承担起两难选择的文化主题,向历史发出声声追问。总之,戏剧元素的植入,弥补了传统散文的狭小格局,大大拓展了散文的文化容量与表现手段,也使余秋雨能够得以在散文的空间里吞吐天地,俯仰古今。戏剧化的散文实现了对传统散文的有力突破与超越,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本。

  一 俳徊与凝重:悲剧思维的借鉴

  戏剧按照内容的性质可以分为悲剧、喜剧和正剧。广义的悲剧泛指一切表现人生的痛苦、不幸、死亡而具有悲剧意味的作品,其中包括戏剧作品。狭义的悲剧是指在正义和邪恶两种力量斗争中,邪恶一方的力量压倒了正义的一方,正义的一方最后遭到失败,以致毁灭,从而激起人们悲痛、怜悯以至崇敬的感情的戏剧作品。无论西方的《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窦娥冤》、《桃花扇》,或是现代的《雷雨》、《原野》,伟大的悲剧作品不胜枚举。

  在戏剧理论研究史上,喜剧常常遭受冷遇,而悲剧则倍受青睐。除戏剧艺术本身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悲剧所蕴含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往往构成了一种文化的凝聚点,反映了在特定文化氛围中生活的人们对于生存死亡,宇宙人生等重大问题的哲理性思索。一个民族的哲学、政治、宗教、伦理等思想形态的各个方面都会在悲剧意识中得到较深刻的反映。”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悲剧具有更丰富的美学色彩。“它所产生的情感效应的强度与广度,是其它戏剧种类所无法比拟的。”

  余秋雨充分借鉴了戏剧“以悲为美”的理念,在其作品中有一种自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来自余秋雨的创作动机。他认为“我把想清楚了的问题交给了课堂,把能够想清楚的问题交给研究,把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了散文”,“想不清楚就动笔为文并不是不负责任,而是肯定苦闷、彷徨、生涩、矛盾的精神地位和审美价值”。一个有着太多“想不通的苦闷”、“理性难于梳理的苦闷”的学者,将他的情怀寄情于散文,也就注定他的散文有了一种悲剧的蕴含。这种悲剧色彩浸染着余秋雨笔下的山水与人物,超越了他个人的悲欢离合,具有了一种崇高感和美感,发人深省。

  (一)“人文山水”营造的悲剧效果

  为了“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在经历远行后,面对心底的山水(那是一种“人文山水”,而不是自然山水),“对历史的多情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动笔成文,余秋雨的文字自然就透出了凝重、苍凉的悲剧感。例如:

  长城当然也是伟大的,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有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夕阳残照下的长城,身形疲惫地伫立在寒风旷野之中。这不是一般的景物描写,而是作者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倾注其中,使其笔下的长城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悲剧意味。

  余秋雨的散文虽然着墨于名山大川,但其目的并不在于揽胜抒怀,更不在于托物言志,而是关注山水所负载的文化意蕴。他把这些山水、古迹、风景、名胜只当作一种表象,一种背景,用深邃的目光,透过这些表象,把关注的焦点定位在这些自然景观背后所积淀的文化内涵上。从《文化苦旅》中的道士塔、柳侯祠,到《行者无疆》中的佛罗伦萨、布鲁赛尔,很多篇什,余秋雨都在刻意营造着一种感伤的悲剧效果,让他笔下的“人文山水”,传达出俳徊与感伤。透过它们,我们能感受到这些风景名胜背后曾经的物是人非、历史变迁与风雨沧桑。

  纵观余氏散文,几乎所有的篇章都负载着沉重的文化使命,每一篇都折射出作者强烈的民族文化依泊感。由于主题的深化和作者所观照的文化景观的悲怆,使得余秋雨的作品便不自觉地带上悲剧色彩。

  (二)文化名人的悲剧命运

  与山水风物融铸在一起的,往往是历史人物的命运。“宇宙之间有一种人的意志无法控制、人的理性无法理解的力量,这种力量不问善恶是非的区别,把好人和坏人一概摧毁。我们这种印象通常被描述为命运感。如果说这不是悲剧惟一的特征,也至少是它的主要特征之一。”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禹锡。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文人呆在一起。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位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的眼泪。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到柳州时,泪迹未干。

  柳宗元被贬了,刘禹锡也被贬了。他们的命运看似个体的不幸,但实则是整个古代社会中文化名人的共同命运。

  在余秋雨看来,越是超越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这些文化名人大都才华横溢而又命运多舛。纵观这些人物的不同命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仕型的,代表人物为苏东坡、范仲淹、柳宗元等。他们因富有才华个性而不见容于朝廷,他们因有智慧而受到庸碌之辈的诋毁,他们被冷落、被流放、被贬谪,他们的生命受到挤压和摧残。第二类为隐士型的,以稽康、朱耷、唐伯虎为代表,他们或因避政治之祸,或因家庭之变,无意于功名仕途,只能把满腔的痛苦、悲愤和对生命的感悟,寄托于手中的古琴或画笔。但即使他们隐居山野古寺,依然受到社会的迫害。这是一代代文化名人悲剧,是他们难以逃脱的命运。

  “正如人的伟大只有在艰苦中才显露出来一样,只有与命运观念相联结才会产生悲剧;但纯粹的宿命论并不能产生悲剧,悲剧的宿命绝不能消除我们的人类尊严感。命运可以摧毁伟大崇高的人,但却无法摧毁人的伟大崇高。”这些文化名人虽然历经劫难,但却在劫难中进发。万般劫难磨砺了他们的意志,激发了他们更大的智慧,绽放出更加灿烂的生命之光。这一点,应该是余秋雨选择以这些文化名人的悲剧命运为题的主要原因。

上一篇:梦散文下一篇:艾草和流水散文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