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成都散文

2018-09-27散文

  20xx年11月4日,离立冬尚有3天,但从夏天一路走来,这时候感觉已经很冷了。儿子在重庆过完国庆到成都后,将近一个月没有见面了,这天是我去看他的日子。

  儿子高中就读于成都一所重点学校,由于离家较远,学校住宿条件差,他与另一位同学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本来他计划是住读的,报到后,学校分配他与另外四位同学,在校舍三楼住。没两天,又重新安排他们到一楼,与其他五人居住。那天晚上,儿子与同寝室的四人都不愿搬,一是熟悉了环境,习惯了起居生活和学习,二是一楼地势低矮,光线不好又潮湿。因而提出楼下五人到楼上来住,并各自给家长打电话,希望得到支持。

  熟悉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在目前的大环境中,孩子们的愿望不但得不到尊重,校方还会认为冒范了权威,绝不会答应孩子们要求的。中国式教育在完全产业化后,己经脱离了教书育人的宗旨,更与倡导人性自然的本质相违背,融入了太多的功利、金钱和物质等要素,不但自己堕落了,还把堕落的观念渗透到教育、管理和对待学生的行为中。果不其然,当晚9点多的时候,校方不顾孩子们投诉媒体的威胁,强硬地把孩子们赶到了一楼。当时,我正与儿子通着电话,突然听到了一个粗暴的声音,“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儿子的手机马上挂了,再打电话和手机,一直处于盲区状态。我那时的心情,犹如儿子落入了虎狼之手,充满了担心又无可奈何!

  深夜一点多钟,接到儿子短信:我己搬到一楼。宿舍中有两个不良室友,喝酒唱歌放音乐,却没人管。叫妈妈想办法把我从这里弄出去。

  这无疑是一个救助短信。类似情景在影视剧中出现过,那是普通市民被坏人绑架或要挟的绝望之举。可是儿子是在堂而皇之的学校呀?我若当时在成都,一定赶去学校,可我却在重庆,隔着千山万水,除了发一些鼓励和安慰儿子的短信,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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