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命运并没有让他平平安安地做个烧砖工。一九八二年，我护理爱人住院时，他就住在隔壁。胃癌晚期，大夫只看了看，就把刀口缝上了。来看他的人也大都认识我。有的说，是起砖时窑里的烟灰呛的；有的说，是他吃东西太不在意，凉的；有的说，为了那三个肩挨肩的孩子，累的；也有的说，那个大姐式的老婆又土又野，气的。不管怎么的，人就要死了。他父亲是哈市一家灯泡厂的老工人，他拉着张金海的手说：儿呀，爹有两千块钱的积蓄，都给你带来了，赶紧挺过来，那三个孩子还要靠你来养那！我耳不忍闻，匆匆回到妻子的病房。当天夜里，就传来了他的死讯。我当即写了一首小诗，总结他的一生：
“桀骜不驯好自由，却为养儿育女愁。克勤克俭谋生计，心愿未尝命已休。”
——实在可惜！也就在他结束32岁生命的前后，大批“知青”纷纷返城了。
在北新发屯那栋最长的家属房中，我的两侧住着好几家已经扎下根来的各地知青。有一位姓魏的北京青年，1.5米多高的矮小身材，却找了一位沈阳部队转业下来的篮球队员。1.98米，是全农场17万人身高之最。据说他们的结合缘于一次浪漫的巧遇。七十年代连队是见不到冰棍儿的。一个假日，小魏和几个同学去团部闲逛，偶遇冰棍的吆喝声，可是人比冰棍还多。凭小魏的个头，她只能手攥着钱，在人圈外着急翘脚了。忽然，一只大手把她的钱扯了过去，越过所有的人，换成了一大把冰棍，递到小魏的面前。就这“一扯”，“一递”，成就了他们的姻缘。然而，婚后接连出生的孩子，把“朱大个”从总场篮球队拽了下来。没有多少文化，又没有别的特长，只好“面朝黄土背朝天”，和别的农工一样，过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苦日子。因为特殊，一般农工每月45斤，场长特批他享受90斤的定量。可是，有定量也得有钱买哪。有一天，小魏在外屋烙饼，一盘十张，端进屋里；又一盘十张又端进屋里。一会儿的功夫，朱大个扛起锄头要走，小魏说：“你别忙着走，我做汤呢。”朱大个说：“你们喝吧。”等小魏端着汤进屋，发现桌上的饼仅剩四张。要不是还有四口人，他还不得全部吃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