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就医记散文

2018-11-17散文

  2017年9月27日,是我乔迁新居的日子。那是我和妻子俩“工薪族”,省吃俭用大半生而“抠”出的安乐窝。虽只有90余平米的面积,但我们都觉得非常温馨和满足。那天,正在宜春市一院接受化疗的姐夫在姐姐陪同下,来到我宴客的酒店相贺。筵席上,我差点没认出这位生命中至亲的亲人了。

  足有一米七八个儿的姐夫,曾有一头乌黑、稠密的头发,脸色红润。粗腿粗胳膊,大头大肚皮,腰膀又壮又圆,五大三粗。他以前每个正餐都要吃大量的肉,喝大量的酒,每天烧掉两盒劣质香烟。健谈,说话嗡声嗡气……然而仅两个月过去,安坐在宴席过道餐桌旁的姐夫,不沾酒肉了,烟瘾也戒了,头发也剃光了(听说因化疗掉落了不少,后干脆一剃了之),更是——说话也变得轻言细语了。

  记得,我是7月18日中午接姐姐来的电话,得知姐夫可能患“那病”了。姐姐在电话那头抽咽说:“刚在宜春新建医院检查的,肺部有直径七、八厘米的阴影。”我听后心中猛地“格噔”了一阵:现年55岁的姐夫,身材魁梧,身强力壮,怎么可能被“那病”缠上了?而且,曾与姐姐一起生活约十年的前夫,便是死于“那病”的。之后姐姐寡居十年,再与同样丧偶的姐夫重组新家,又十年。生死以十年为轮回周期,仿佛冥冥中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左右我们人生的羁旅。

  不过,我、姐姐、姐夫等人,全不相信这是真的。

  姐夫入院做胸片检查的起因是咳嗽不止,而且延续两个月余。当日在姐姐的陪同下,来到新建医院先做了胸腔X光透射,然后又做了彩超和心电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那主治医生立马补充说,不能确定,建议做一个增强CT确诊。听了医生的建议后,尽管大家嘴上没阐述检查结论的真实性,可各人心里都有帐本,去默认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否则人家一家正规医院如无几成把握的话,是不可能乱下定论的。只是当时碍于病人的情面,大家不肯说破而已。且院方和医生也仅给个做“增强”的建议,给这建议的潜台词便是:我们认定就是那病,但人与人之间挑清不合情谊,可如果那机器“挑事”就不关我了。

  宜春新建医院没有增强CT的仪器,全市区仅市一院一家独有。带着姐姐的质疑,我查询了关于“增强CT”的知识。它是在普通CT的基础上静脉注射一种增强剂(一般为碘剂),再进行扫描得到更清晰的图像。从而有利于发现极隐匿的病变,了解病变和周围组织的关系,为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在得知姐夫需做“增强”的想法后,我立刻通过关系与市一院做检查的人员联系上。可关爱战胜了理智,内心焦灼的姐姐还是替姐夫做出了决定:去湖南湘雅医院就医。就这样,数百里外的湘雅医院就凭它远播的名气,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近在咫尺的市一院,成为姐夫疗病的首选医院。

  其实,对于姐姐这种舍近求远的“饥饿”疗法,我已被动接受了。所谓“病急乱投医”,这完全可以理解。因此对于此事我从不申明个人观点,要知道此刻的每一个决定,都有可能干扰姐夫病情、甚至生命的走向。而这个改变命运的抉择权的钥匙,理应交到姐姐的手中。可以想象,姐姐内心绝对非常排斥这个病的,她甚至坚持这是新建医院的“误查”。确实,这病二十年前曾无情夺去了她前任丈夫年轻的生命,并甩给她一对几岁的儿女、一个破碎的家,和一段不堪回首、生不如死的记忆,产生心理排斥也在情理之中。不光她,还包括我们所有食用人间烟火的人。

  28日早五点,我跟着姐夫、姐姐踏上了长沙湘雅之旅,乘坐姐夫儿子滴牙的车,姐姐的儿子李强同行。八点,我们一行五人在手机导航的引导下,抵达了名城长沙的湘雅医院。当日正值盛夏之际,晨风刚过便酷暑难耐,热气熏人。一轮白锃锃的烈日,在半空中耀武扬威,趾高气扬。

  坐居医界“大佬”的湖南湘雅医院,正名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位于长沙闹市城区。1906年由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创建,初名雅礼医院,是我国最早的西医院之一。在国内享有“南湘雅、北协和”的盛誉。然而自踏入医院第一步始,我便觉得它有名不符实之嫌。整座医院,除摩肩接踵、拥堵的人流优越于其它医院外,建筑、装修、绿化、亮化等都简陋而简单,甚至有些地方破旧不堪。院墙内有限的地面上,最大限度地,镶嵌着水泥道路、绿化带和楼层不多的房屋。楼房内所有的大堂,缴费厅,取药处,门诊,通道,走廊,阶梯,以及楼房间的树荫下……到处都是挤压变形的人流,用人山人海、门庭若市形容一点不为过。医院像关着无数鸭子的禽笼,且只有潮汐般的“鸭群”涌入,却没有退出的。

  入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挂号。不用说明,这些事肯定由我来做。

  走进挂号大厅一看,无数条长龙排在大厅之中,每一条连接窗口向外延伸出去。队形让我联想到车站的受票厅内的长队;联想到春天垂直的柳梢;联想到修女额头前的刘海。细看之中,确实像极了山野桃园的刘海,更像梳理刘海的梳子。看到人多,我不得起用一个在湘雅实习生的关系,托他“起用”直通挂号渠道,结果无功而返。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独我那么孤单无助地站立。然而现实容不得我犹豫,立刻从无数的流海“丝发”中,评估了一条稍短的粘贴上去。

  消耗40分钟、20元钱,我们取得一张副主任门诊号单。但就诊时间安排在下午二点半之后。

  上午十一点钟,在街头吃过早点的我们,闲坐于外科楼后古樟树下,便来到内科门诊楼撞运气。不过,还真让我们撞上大运了:副主任门诊室空着——挂上午号的患者没续上,排序出现间断。待姐夫靠办公桌侧向坐定,我便按桌上的告示牌提示,将就医卡贴在电脑端头的感应板上:电脑前年轻的女护士,麻利地将姐夫的信息资料录入电脑。

  为姐夫看病的副主任,是一位身材高大、穿白大褂的老妪,约70岁。精神矍铄,身板硬朗,声若洪钟。大脸盘上架一副宽大的老花眼镜。银白的长发,稀疏地围绕在头部的周围,使头顶中间的“平原”,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秃岭。当她浑浊的目光游弋一阵后,聚焦在危坐于跟前的姐夫身上,便扯开那高亢的嗓门:“哪儿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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