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体诗学共鸣。
1、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诗歌写作翻译体现象。
所谓的“翻译体”现象是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写作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模仿，基本上完全丧失了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现象。然而，在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体现象进行论争的过程中，我们无疑会发现，以往研讨中单纯地只从诗学现象出发的研究，会导致对诗歌本身研究问题的忽略。在后现代文化的氛围之下，中国汉语言文化的政治位置的变化无疑会使得中国诗人对本民族语言在诗歌创作中的应用产生一种时代性的交流，从而引发对汉语言在诗歌写作中应用的再认识或者对诗歌语言的再建构。翻译体现象的出现对中国诗歌写作而言是警钟，它使得越来越多的诗人和学者开始认识到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遮蔽的后果，从而开始反思汉语之中的传统与现代、语言运用中的东方与西方矛盾，并且开始重新确立起汉语的主体性地位，试图追求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语言民族化的“政治”诉求。为了进一步说明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的翻译体现象，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诗歌民间写作现象。民间写作在诗歌写作之中往往被当做文化底层的传统语言被吸纳，并且在不断地充实现代城市的诗歌写作语言结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的民间诗歌写作的过程中，大量的口语被运用，并且显现了民间诗歌写作以边缘解构中心的语言建构策略。这在翻译体现象横行的中国诗坛无疑具有一些特别的意义，诗人于坚曾提到“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系的世俗方向，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实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份”③。他认为，好诗在民间，这在中国当前诗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城市的诗歌写作已经基本上在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下沦为了翻译体，在民间则还能够保留一些传统的、世俗的审美和语言。有的学者则认为，诗歌的精神在于它本身的独立性，不需要依附于任何的庞然大物，它自身的存在就是其存在的全部目的。而后现代文化语境深层次的英语文化背景，是克隆诗界的普通话。但是，如果只会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开始自身的创作，那么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作或者城市诗歌创作就必然会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那么，中国传统的诗歌文化底蕴就必然被我们全部抛弃，从而丧失文化尤其是诗学文化上的独立性和独立的品格。
2、翻译体与诗学共鸣。
是否翻译体现象的存在就必然导致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全面败退，而汉语言沦为世界诗歌的成功的一个注脚呢？我们认为翻译体对于促进诗学的发展在某种层面上也有一定的帮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如此，在我们不断地接受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的过程中，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在逐步地向西方文化渗透。我们这里提到的翻译体现象，如果从文化的交流和共鸣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一个中国诗学文化与西方诗学文化接轨的过程。虽然这一个“接轨”的过程中，参与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写作”，而不是代表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民间写作”，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进行分析，那么这种“知识分子写作”无疑更能够体现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以及翻译中的语言政治。我们注意到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有“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子，但是实际上，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霸权”必然无法实现真正的霸权，而会被东方文化削弱。“井水不犯河水”的诗歌写作文化语境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实际上从时空的角度来衡量都已经成为了一个虚拟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的话语和符号。局限于一域来看，后现代文化语境实际上只是东方文化自身等级结构之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即后现代文化语境的东方化或者本土化。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中国的汉语言文化语境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其间也有过多个少数民族文化试图统治汉语言文化的尝试，但最终都被浩瀚博大的汉语言文化语境所同化，并且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汉语言文化语境。今天的后现代文化语境起始于舶来，当前却作用于本土知识精英权力以及利益的分配关系。在事实上，基于全球化背景之下，对于汉语本身所承载的历史进行反思已经成为了必然，也有不少的学者自发地开始对汉语的主体性进行维护和重新确立。而在事实上，当前的“知识分子写作”也开始意识到完全西化的语言资源并不足以支撑诗歌的博大，诗人写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的指归都在其对于诗歌本身的责任，而基于这种责任感，汉语言资源必然成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个关键构成。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殊途同归，前者基于对诗歌本身的责任，而后者则基于对汉语的语言责任，虽然目的不同，但从结果来看，往往并无二致。
3、“中体西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出路。
我们无需对翻译体现象的存在做过多的批判，中国诗人的模仿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出于自我建构的一种客观需要。后现代文化语境作为一种基于西方文化的语言环境，必然会对汉语言产生一定的排斥，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这种排斥必然会被出于不同目的的语言运用策略所同化，最终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与中国传统汉语言文化语境之中产生一种共鸣。即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为“体”，西方舶来文化为“用”，我们在吸收和引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也要坚持中国传统语言和传统文化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放弃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诗歌就等于放弃了中国悠久的诗歌历史，从而完全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智者所不为；完全摒弃西方语言文化，就相当于拒绝诗歌的世界化和现代化，不利于我国诗歌走向世界。“中体西用”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重要出路。结语：
后现代文化语境形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西方，并且迅速传播到我国。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诗歌迎来了一次发展的巅峰，但是却由于极端化的对传统文化语境的排斥而迅速地走向了衰败。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写作和诗学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超越，虽最终外化为一场关于两种语言资源的论争，但其实质却表达了全球化语境下，汉语诗歌写作在交流借鉴和自我建构中的语言政治与文化身份问题。这不但是百年中国新诗通过借鉴，与政治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关联的一个例证，同时，也是新诗历史遗留问题在后现代反思情境下的一种自我呈现。但是，诗歌本身的存在就是独立的，它无论对于何种语言资源的借鉴或者引用，都不应该对其独立性造成改变和冲突。多元文化的碰撞使得中国语言诗歌话语建构问题复杂化，但是基于不同目的的责任，必然使得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诗歌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