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的文学价值

2018-07-17诗经

  《氓》是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的课文,也是《诗经》中婚恋诗的代表作之一。

  《氓》虽然如刘文所说“叙述的是一场家庭矛盾纠纷”,但从被采入《诗》的那一刻起,其在个人抒情的文学价值外又被赋予了浓厚的社会功用。《诗经》在表达个人思想感情及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外,还被借以宣扬修身养性,并以之治国经邦。《毛诗序》论《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准确切中《诗》采集民间歌谣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的意旨。只是之后的统治者过于强调其教化百姓、维护与巩固社会秩序的一面,忽略其文学价值;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矫枉过正,反对礼教、张扬人性,漠视其社会功用。所以,要体味《氓》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和复杂心理情感下的人物形象,就意味着必须审视《氓》的时代和社会意义。

  一.不得不说的人物身份

  刘文认为氓的身份在两人“婚后的生活状况和情感发展变化态势”中不如婚后生活表现重要。但采诗的教化目的决定氓的身份不得不说。氓的身份众说纷纭:商人、农人、城市平民,侯外庐认为氓是间谍。可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统治者展现一个卑贱者的婚离故事有什么目的?《静女》《桑中》这类表现爱恋的诗的主角都是贵族;如《硕鼠》《伐檀》这类抒写奴隶受压迫的诗歌,其诫谕的对象也是穷奢极欲的统治者。因此,《诗经》不是写给社会下层看的。

  但是少有人同意“氓”“女”都是贵族:“氓”本无贵族之义,“抱布贸丝”的“贸”也易产生氓是商人的错觉,“三岁食贫”让人认为氓家贫穷(《汉语大词典》以此为例将“食贫”解释为“过贫苦的生活”)。刘文认为氓的身份难以推定,但诗歌还是留下了暗示氓身份的信息。比如“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许嘉璐认为商周时代行路、狩猎和作战用车一般由马牵引,先秦文献中经常车、马连言,有车即有马,反之亦然。而车和马都代表等级区分。《论语・先进》中记载颜路请求用孔子的车为颜渊制椁,可孔子因为要遵循贵族的礼仪,拒绝了颜路的要求(“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战国策》中孟尝君门客冯谖曾三次弹铗以解决饮食、出行、赡养母亲(“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的问题,在有车后宣称“孟尝君客我”。可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车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再者,氓的车还有必要的修饰――帷裳,就更能断定虽然卫地重商,但他绝非地位卑低的商人。由此,女子怨号“三岁食贫”,可作男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或女子来自于地位更高、更富有的贵族家庭的猜测。后者的猜测源于女子的劳作――采桑是妇功的应有之义,不论贵贱,采摘、蚕桑、缝纫和饮食等都是女人日常生活状态,使其安于自身角色,锻炼勤劳柔顺之性。贵族女子的日常劳作对下层女子也是一种表率。

  然而,女子依然需要谨守“周礼”,男子的道德却败坏(“士贰其行”“二三其德”“至于暴矣”),这种双重标准使女子喷发出心中的悲伤、委屈和愤懑,也使兄弟之“�”有了切实依据。那个时代虽不存在封建纲常观念,女子被弃或自出也未受到社会舆论的钳制,但照常理,不是使家族光彩的事。可兄弟没有流露出颜面受损的愤怒或对女子的同情。所以兄弟嘲笑的,绝不是女子私奔后自食恶果的婚姻(“以我贿迁”说明父母同意她的婚姻,并给予嫁妆),也不是女子的命运,而是女子不合时宜的情绪。时宜,即氓的行为在当时已经是贵族阶层见怪不怪的普遍情形(参见《�风・桑中》等)。如此可看出女子对爱情的坚守,但更能观察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夫妻关系已经出现松动甚至崩塌,孝敬之成、人伦之厚、教化之美、风俗之移也一概失去了基础。《诗》可以“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氓》则展现了礼崩乐坏的真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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