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怨”与“刺”的内容。
孔子认为只要符合“仁”的要求，合乎“礼”的范畴的“怨”都是合理的、正当的，所以在他看来《诗经》中的“怨”是在“思无邪”基础上、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感情范畴之内，且“怨”的目的在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孔安国、毛苌、毛亨等学者再作注时也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所以在我们看到的《毛诗》和朱熹的《诗集传》以及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有许多不同。周振甫在编《诗经译注》时也不能全部指出谁对或谁错，毕竟时间久远古人尚且不能追溯原委，何况今人。我暂且以我个人的判断把《诗经・国风》中的“怨”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君子”不遇之“怨”
自古怀才不遇都是读书人的一大“怨”，寒窗十载却屡试不第;出仕做官却屡受打压，才华不得施展;身居高位却逆臣当道不得贤主。这种“怨”可以追溯到周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如《邶风・柏舟》。《毛诗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方玉润：“贤臣忧谗悯乱，而莫能自远也。”高亨注：“作者是卫国朝廷的一个官吏，书写他在黑暗势力打击下的忧愁和痛苦。”刘熙载亦云：“柏舟与离骚同旨，读之当兼得其人之志与遇焉。”。历来《柏舟》都被《诗经》研究者看作是“变风”之始，《国风》中的“怨刺诗”也由此篇为开篇之作。
2、百姓徭役繁重之“怨”
后稷创造了农业文明，作为后稷的子孙周人更热爱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和平稳定的农业劳作的生活。但是，诸侯国的连年征战和外族的不断侵扰使男子放下锄头走上战场，他们厌倦战争，思念家乡妻儿。归家的遥遥无期和战争带来的死亡的恐惧让他们不得不“怨”。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春秋初年，卫国公子州吁杀死卫桓公，做了卫君，联合陈国、宋国，去侵略郑国，强迫人民出征。打完了仗，领兵的将官把一些反对战争、口出怨言的士兵抛在了关外。这首《击鼓》就是被抛弃的士兵所唱。
男子出征在外，最挂心的当属妻子，她们无时无刻不思念远在边关的丈夫，企盼丈夫早日归来，怨恨无休止的战争以及战争的发动者，最具代表的就是《王风・君子于役》。
3、世人仁德败坏之“怨”
周懿王之后，周室大坏，统治者不尊不贤、骄奢淫逸，当官者无功受禄、贪赃枉法，国民不尊教化、无视礼仪，全国上下莫不怨恨君王无道、仁德败失，妻怨其夫、子怨其父、臣怨其君。卫宣公淫乱，杀其庶母夷姜，为儿子娶了齐国之女，看到齐女美貌便占为己有，生了寿和朔，想杀死�，立寿做世子，派去坐船，叫船夫翻船淹死。寿知道了，就同一起去坐船，船夫因此不敢翻船。《新台》、《二子乘舟》两篇便悲怨斥责此二事。当时卫国宫廷尚且如此，更何况于百姓，所以民间“弃其旧室、淫于新婚”者层出不穷。《卫风・氓》和《邶风・谷风》就是为这些弃妇所作，诗中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魏风・硕鼠》，诗中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由于统治集团的上下盘剥致使民不聊生，无奈之余，忍无可忍的人民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家园。
对于作者来说，怨恨也是作者的一种内心情感状态，正是由于“怨”的积淀形成“刺”的发泄，才造就了“怨刺诗”的出现，为“诗缘情”的文艺美学理论提供了现实论据。而对于读者来说，被“刺”者能够接受指责、认识错误并及时更正;旁观者可以以此为鉴，塞违正法。所谓“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无论“怨”者为何，“怨刺诗”的功用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