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诗经》中弃妇诗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呢?
首先是在社会制度上。《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入的是自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而那个时代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铁器在农业和手工业等当时主要领域被采用或逐渐被推广。“因为铁器的发明促进了农业的进化和发展，母系中心的社会便不能不转变为父系中心的社会，妇女渐渐陷入到家庭的狭小范围之中。女性从事家务劳动，而她们的社会地位已降为从属的地位，并逐渐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全盛期，统治阶级建立起完整的官僚制度、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等来加强奴隶主对奴隶的阶级压迫。而另一方面从父系氏族过渡到奴隶社会，男性的权利更为集中，地位更为突出，男权主义思想渗透到社会、家庭各个方面。这种压迫表现在家庭中则是建立起家长擅权的家庭制度。它的重要内容就是女子服从男子。因此，在婚姻关系上妇女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加之一些男子喜新厌旧，贪婪美色，女子被压迫、被奴役也就成为了社会问题，并非哪家哪户的个别现象。
二是由于当时的婚姻制度。据学者研究，周代婚姻制度存在多元性。《诗经》时代的婚俗，还处于一个极混乱的阶段。一方面保留着前代群婚、对偶婚遗迹;另一方面，封建礼教又在以强制性的力量对人们的婚姻生活进行极力渗透。这是一个较为自由开放、又较为本能原始的情爱观被封建礼教所侵袭的过渡时期。其中有聘婚制(明媒正娶)、自由婚姻的风习(野合)、媵嫁制(随嫁)、赘婚制、兄弟共妻制等。在媵妾制盛行的时代，这种有人得专宠，有人被遗弃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邶风·柏舟》的女主人公不得夫爱的原因便是“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一夫一妻多妾制成为主流，然而封建宗法制度首先把女子放在依附男性的奴隶地位，然后设置了丈夫休弃妻子的种种理由。《大戴礼》规定有“七出”：“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粟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这些规定本身就是对女性奴隶地位的道德和法律的认定，是父权夫权主义的产物和标志，就其具体条款而言，其内涵和尺度也都具有主观随意性，家长丈夫可以利用它来随意休弃向己所不喜欢的子媳和妻子。所以西周之后，弃妇队伍依然庞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诗经》是我国诗歌文学的光辉起点，为我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现实主义基础。《诗经》中的“弃妇诗”如同《诗经》中其它题材的诗歌一样，对后世同类题材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历代弃妇诗之所本。汉代乐府民歌中的《上山采靡芜》、《怨歌行》和《孔雀东南飞》，中唐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母别子》、《琵琶行》，在敦煌曲子词、“花间派”词及宋词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弃妇之作，在宋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中关于弃妇的题材更是多种多样。它们都或多或少地从《诗经》的“弃妇诗”中汲取了营养，较好地表现了离人弃妇的思想感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具有很强的批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