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鲁迅还进一步挖掘了《诗经》的内部结构及美学风格。《诗经》承载了周人的基本思想观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周人文化观念日益深化与自觉地产物。因而，《诗经》的内部结构也虽然与之相适应，将形式与内容完善地统一在周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题之下，成为周人文德之治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在“《书》与《诗》”一节中对其内部结构作了细致而简要的分析：
《书》有六体，《诗》则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是为《诗》之三经。赋比兴以体制言：赋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也。是为《诗》之三纬。风以《关睢》始，雅有大小，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王文》始;颂以《清庙》始，是为四始。[2]
这也就是说，鲁迅承继前代研究者的观点，认为《诗经》有三经、三纬、四始。其一，《诗经》的三经，即风、雅、颂。《毛诗大序》认为，《风》是个人“发乎情，止乎礼义”反映了一国有政治与风俗习惯;《雅》则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言王政之所由废兴”，反映国家的治乱兴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为“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简言之，也就是风是最贴近下层劳动者的现实生活的诗，雅则是传达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颂则是配以音乐舞蹈的祝祷之辞。其二，《诗经》的三纬，即赋、比、兴。关于《诗经》“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经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经集传》)。原始文字由记事祭神变而为抒情、说理的产物，并以艺术的方式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理性精神。其三，《诗经》的四始，即风以《关睢》始，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文王》始，颂以《清庙》始。《毛诗》认为风、小雅、大雅、颂“是为四始，诗之至也”，郑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这说明汉代学人对《诗经》内在结构的理解，他们无疑准确把握了《诗经》编排的实际用意。乃至于一直流产后世，得到万世学者的承继与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