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充满人类勃发向上积极因素，传达出的生命的鲜活，这无疑吸引了自小受古典文学熏陶的鲁迅，从他对《诗经》的深层解读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诗经》在精神上的向往。
历史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时常出现相似的图景，但从来都不是简单地重复，鲁迅总能在复杂的现实中，挖掘出更为深层的内在原因，并在古今杂糅的评述中，传达出批判的倾向。鲁迅《二心集・序言》中写到：
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来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切未必“外御其侮”。[3]
鲁迅针对麻木蒙昧的民众颇多感慨，然而其中的洞穿世事，深邃精辟却成为鲁迅个人的独特色彩。《诗经・小雅・常棣》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蒸也无戎”。就是指，兄弟们在自家的墙内争诉，有外侮时则共同对付，这时就是良朋，来之虽久也无相助。然而处于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远没有祖先那么顾全大局，最终也未必“外御其侮”。军阀的混战，革命营垒内部的告密、陷害，反复地陈述着这种为人不齿的行为，使“兄弟阋于墙”的历史反复上演。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深蕴着叛逆性的传统，这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启蒙可资借鉴的成分，鲁迅在分析《诗经》创作的同时，探索着中华民族的“新生”之路。鲁迅批判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常态下否定觉醒的人格，维持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在《门外文谈》中，鲁迅写到：“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4] 鲁迅常常用没被名教斧钺，未染旧文化的痼疾来解释大众百姓的天性或自然本性，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摆脱掉封建文化、思想的腐蚀，恢复人类最初的鲜活的生命形态，才能建立真正的“人国”。但是，这并不代表鲁迅提倡目不识丁，他虽然看到了朴实大众的闪光之点，但是也一再强调人只有识字，才能反省传统，才能通过读外国书，才能参与对旧文化的批判，接受和创造新文化。因此他提倡“将文字交给一切人”，让他们用自己的声音来记录各自的想法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