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诗经》与汉乐府情诗女子形象的比较
1、主动求爱蜕变为曲折求生
《诗经》时代是我国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化的时期，虽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小农经济形式使人们仅仅局限于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之中，但男女在劳动和生活中，平等友爱，互信互助。对爱、自由与正义的崇奉，是一部《诗经》最为突出的主题。《诗经》中的爱情诗，基调健康、积极，带有强烈的个性自主意识，主观抒情的作品占绝大多数。《诗经》中的女子是那样热情，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在爱情活动中经常处于主动的地位，她们追求婚姻的自由平等。如《郑风·褰裳》中的女子，就大胆地戏谑她的恋人，感情真率，人格自尊。她向情人隔河喊出：“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姑娘用激将法提醒对方，看上去咄咄逼人，但却辣而不憨，爽直中透着女子在恋爱中的敏感细腻的心思，看上去像玩笑，却亦是真情的流露。“你要是想我，提起衣裳涉过溱河。你要是不想，就没别的人了吗?傻瓜，真傻!”女子让恋人用“褰裳”涉水来证明爱情的真诚，坦率中带着一点纯真的野味儿，其实这是她在主动，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诗歌感情表达淳朴大胆、浪漫不羁，毫无礼教束缚的痕迹，带有某种原始深厚的力度和粗犷炽热的气质。《邶风·静女》中善良、美丽的静女，原本和情郎约好在僻静的城隅相会，但调皮的她，一来到这儿，就藏了起来，使痴情的小伙子焦急万分，“搔首踟蹰”，不知如何是好。看到这情景，少女再也不忍心藏下去了，她突然出现在情郎面前，多情地送给心上人一个光闪闪的“彤管”，情郎于是把女子赠送给他的礼物当成心头宝。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这和李白的《长干行》中的“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的少妇更有着天壤之别。“摞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召南·搡有梅》)，是少女在采梅子时的动情歌唱。在歌唱之中，倾吐她时不我待、急于嫁人的迫切心情和诚挚愿望，希望男子及时向她求婚，即所谓择婿之辞。女孩向她的情人隔河喊出这番话，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但又辣而不憨，爽直中颇有心计。她的话既是玩笑，又是真情，让恋人用“褰裳”涉水这一行动来证实爱情的真诚，坦率中带着一点野味儿，其实这种试探中也包含着对恋人主动、大胆的追求。可以说，《诗经》中的很多女性，其思想是开放的，其性格是泼辣的，其行为是主动的。在《诗经》里也出现了一些情重绵长、懦弱痴情的女子形象。如字字血、声声泪，哀婉凄怆、痛切心肺悼亡诗的《葛生》。“谁与?独处!”“谁与?独息!”“谁与?独旦!”等简洁的问答，让人倍感凄凉。而“角枕”“锦衾”的绚丽生辉、光彩夺目，但枕上衾下却是一具尸骨，光彩与死亡相衬，组合为一幅画面，令人震撼、令人心酸!“夏之日、冬之夜”“冬之夜、夏之日”的回环修辞方式，表现了女主人公对死者的思念是何等情重绵长!又如《郑风61东门之墠》中的少女，心爱着邻家的小伙子，却不敢主动接近他，只好在心中默默慨叹：“岂不尔思?子不我即!”即使她们获得了男子的爱，尽管内心的爱炽烈得“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但绝不肯亲自去找他，让一颗灼热的心在痛苦的相思中煎熬着：“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纵我不往，子宁不来?”少女深沉的内心世界与矜持的性格特点展示得一览无余。同时在《诗经》中也出现了一些受束缚、受迫害的弃妇形象，出现了一些胆怯犹豫、忧怨矜持的女性形象。如《谷风》和《氓》是最有名的两首，形象生动的再现了女子的恋爱历程和被弃的经过，还找出了被弃的原因是“女与士耽，且不可脱也”，而“士不与女耽，即使有所耽，仍可脱也”，是女子色衰而男子喜新厌旧之因。揭示出了古代妇女所遭受到的欺压和欺凌，反映了男尊女卑不平等的婚姻制度不合理的现实。此类诗歌对始恋终弃、忘恩负义之徒进行了揭露和鞭挞，对女性的那种哀婉悲戚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但她们却被《诗经》中占绝大多数的光彩夺目、大胆追求真爱的女性形象所冲淡。
如果说《诗经》中的女性是主动求爱、大胆开放的火红玫瑰，那么汉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就是曲折求生、忍辱负重的荒芥草藤。到了汉代，随着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男子已逐渐能够独立完成耕种等一系列农业劳动，妇女由室外劳动逐渐转向室内劳动，妇女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下降了，再加上汉代是封建礼教形成的重要时代，随着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的完善，妇女的地位越来越低下，命运也越来越悲惨，“三从四德”等成为她们痛苦的枷锁。在这个时期，即使她们找到一位与自己赤诚相爱、绝无二心的理想丈夫，也无法白头到老。《上山采蘼芜》中写到一位弃妇和她的故夫相遇，弃妇“长跪问故夫”，故夫感叹“新人不如故”，两人之间情深意切，但他们却不能长相厮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活活拆撒了这对相爱的夫妻。《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虽然与丈夫相敬如宾，辛勤劳动，侍奉公婆姑嫂，却因婆婆一句无中生有的藉口“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行”而遭受休弃，尽管丈夫深爱着她，不愿意和她分开。两人的爱情却得不到认可，最终只能以死殉情。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女性的性格由于长期受压迫而逐渐发生扭曲，越来越趋于委曲求全，像《上邪》中那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女子形象实为屈指可数。低下的地位使她们泯灭了天性，丧失了人格。“时代的弃妇”已成为了汉乐府时期爱情诗里吟唱的主人公，不论是《有所思》中初起果断、继而忧伤失望以致无奈的少妇，还是《上邪》中惊世骇俗、颐指天地的大胆女子，抑或是《白头吟》中毅然决然、发誓“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女子，以及“举身赴清池”、以死抗拒封建家长制的刘兰芝，都难逃弃妇的命运。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迫已使妇女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在长期的沉默中忍受痛苦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