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代，因诗中所写皆周文王、周武王之事，故东汉郑玄的《诗谱》误以为是文王、武王时之诗。朱熹《诗集传》则将它断为成王、周公以后之诗。《史记·周本纪》谓周武王死后，“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叛)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崩，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措)四十余年不用。”《大雅·文王之声》所言皆追述周文王、武王先后迁丰、迁镐京之事，又最后一章点出“诒厥孙谋，以燕翼子”，这“子孙”当是周成王、周康王，所以可把此诗产生的时代确定在成、康之际。
这首诗的主旨，前人多有阐述，而清代学者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最能道出诗人的良苦用心。他说：“此诗专以迁都定鼎为言。文王之迁丰也，‘匪棘其欲’，盖‘求厥宁’，以‘追来孝’耳;然已兆宅镐之先声。武王之迁镐也，岂徒继伐，盖建辟廱以贻孙谋耳，又无非成作丰之素志。故文、武对举，并言文之心即武之心，武之事实文之事。自有日进于大之势，更有事不容已之机。文、武亦顺乎天心之自然而已，夫岂有私意于其间哉?《序》云‘继伐’，固非诗人意旨;即《集传》所谓‘此诗言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之事’，又何待言?盖诗人命意必有所在。《大雅》之咏文、武多矣，未有以丰、镐并题者。兹特题之，则必以建置宏谋为缵承大计。说者当从此究心以求两圣心心相印处，乃得此诗要旨。不然，泛言继伐，与诗无涉;即呆说丰、镐，于事又何益耶?”
从方玉润的分析中，已经透露出西周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业绩所起的继往开来的作用。在周族的漫长艰苦历程中，最早是周始祖后稷被封于有邰(在今陕西武功)，至十代孙公刘由有邰迁到豳(在今陕西邠县)，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又从豳迁到岐山(在今陕西岐山)，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文王、武王父子两代，文王继承前代的功业，当了“西伯”，殷纣王分庭抗礼的地步，为灭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武王秉承父志，又进一步扩展势力，再建都于镐京，终于完成了灭殷的统一大业。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的子孙面临的是如何巩固基业的问题。《文王有声》末章说：“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正点明了这个要害问题，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